1949年2月，在二次大戰後盟軍占領下的德國科隆，英國軍事警察逮捕了一個中年女子。這個女人在幾個月中在一些城市秘密散發了一萬多份呼籲復興納粹運動的傳單。這些傳單以"德國人，民主給你們帶來了什麼？"開篇，回顧戰爭年代德國的"光輝歲月"，說今天在西方強加的民主下只有"飢餓、羞辱和壓迫"，最後以"我們的元首還活著，他將帶著前所未有的力量重返人民。奮起反抗吧！希特勒萬歲！"的口號結束。
來自印度的納粹朝聖者
英國軍事警察對這個納粹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做了調查，發現她其實並不是德國人。她叫莎維翠·德威（Savitri Devi），是個印度名字，國籍也是印度。他們還發現，這已經是她第三次來到戰敗的德國和前納粹分子接頭，建立秘密組織和從事宣傳活動。他們能抓到她，是因為她在科隆的聯繫人(原黨衛軍軍官)被捕。
更令人意外的是，這個從印度千里迢迢來到德國復興納粹運動的女人，有著地道的西歐人血統。她的父親是希臘和義大利混血，母親是英國人，因此她身上流著白人"高貴"的血液。她出生於法國里昂的希臘人社區，原名馬克西米亞妮·帕特阿斯(Maximiani Portas，1905-1982)。她本來是法國公民，但上大學時放棄法國國籍成為希臘公民。
三十年代初，出於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厭惡和對印度古代文明的傾慕，德威前往印度生活，在那裡取了這個印度名字。第三帝國崛起後，她想去德國用廣播宣傳為納粹服務，為旅行的方便和一個印度婆羅門結婚，放棄了希臘國籍，換取大英帝國的印度臣民身份。但由於大戰很快就爆發，她前往德國的心願一直到戰後才實現，但使命已經不同了。
英國軍事警察把德威轉送到杜塞道夫的法庭，罪名是傳播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的官方名稱）意識形態，從事被禁的納粹活動，違反了軍事占領法第7和第8條，最嚴重可判死刑。德威"大義凜然"，把庭審變為宣傳自己理念的講堂，怒斥西方盟國在他們占領下的德國散布有關第三帝國的歷史謊言，妖魔化希特勒，給德國人洗腦，說在他們統治下德國人喪失了民族自信，道德墮落。
審理德威案件的英國軍官原來想從她那裡誘出一些有關納粹殘餘勢力的情報，不料聽到的卻是滔滔不絕的充斥了哲學、神學、美學、歷史和其他種種高深學問的一整套宇宙真理觀，包羅從古代印度和埃及到近代西方文藝復興和政治制度的各種知識。她完全不像是一個女政治犯，而像一個給他們上課的大學教授。
德威對律師表示她盼望英國人判自己死刑，那樣她就可以實現夙願，把生命貢獻給納粹運動。她將唱著納粹黨歌"霍斯特·威塞爾"走向刑場，高呼"希特勒萬歲"迎接死亡。但讓她失望的是，被她的博學和深奧繞得頭暈目眩的英國軍官們覺得這個身份複雜氣度不凡的印歐女人主要是思想問題，於是判了她3年徒刑，實際上又只關了5個月就把她驅逐出境，規定5年內不得進入德國。
然而，被英國軍官視為書呆子的那一面正是德威為納粹事業執著獻身的強大的精神和心理基礎。不久她去了希臘，用婚前的名字換回曾被自己放棄的希臘護照，1953年又踏上前第三帝國的土地。由於難以找到敢於用行動復興納粹運動的同黨，她轉而從歷史朝聖中獲得精神和心理滿足。她膜拜和希特勒及納粹黨有關的遺蹟，從希特勒在奧地利的出生地和希特勒母親的墓地到他在慕尼黑髮動政變的啤酒館，在那裡流連忘返，心潮澎湃。她還暗訪那些自稱了解被西方歪曲的第三帝國"真實歷史"的"見證人"，和這些納粹餘孽相濡以沫。
從反民主到反人類
對希特勒和第三帝國的歷史緬懷鼓舞德威成為一個活動家，奔走於歐洲和中東，並和美洲書信往來，為復興納粹事業、建立第四帝國鞠躬盡瘁。她不但出版了多本著作，而且聯繫流落在世界各地的老納粹和崛起的新納粹。在當代世界極右翼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歷史上，德威贏得了大量傾慕者。她活著是他們的女祭司，死後羽化為他們的女神。
每個社會都有一些陰暗角落，都少不了一些政治極端主義者和反社會的心理疾患者，都能聽到和看到一些對於正常人來說是匪夷所思的言論和行動，尤其是形形色色獨裁者的"粉絲"，他們堅信自己心中的偶像是死後遭人潑了髒水，被歪曲和污衊得不成人形。德威的行為屬於這個人群，但在思想上又絕不僅是走火入魔。
德威一生最值得人們重視的，是對希特勒狂熱崇拜背後的一整套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歷史觀和以此出發對民主、自由、人權和憲政的拒絕。作為一個典型的西方人，德威對這一整套首先在西方系統地發展起來的觀念和制度的否定，正從反面說明它們本質上超越了所謂"東方和西方"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被所有蔑視個人生命和個體價值甚至具有反人類傾向的群體所憎惡。
不但如此，德威對這些人類賴以平等生存的原則的厭惡，是和她拒絕以人為本這個人類社會不言而喻的共同立場、把自然和動物在價值觀上置於和人同等的地位有關聯的。這一點也使得我們不得不注意長期以來在中文語境下被忽視的納粹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面：納粹對自然環境和動物權利的保護在形式甚至法規上確實是今日綠色政治和生物多樣性運動的先驅，因此似乎給歷史敘述出了難題。其實，第三帝國的生態政治不過是納粹主義反人類的一個極端表現罷了。
德威極端主義思想的形成和歐洲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在時間上同步，但產生過程和具體內容又和人們一般理解的這些概念至少在知識構成和歷史背景上不同。它不但有別於歐洲法西斯主流思潮，而且和席捲歐陸、波及英倫的大眾法西斯運動也沒有關聯，可以說處於法西斯主義的邊緣地帶。但在這個邊緣地帶形成的那些觀念和她鮮明的個性相結合，卻給戰後法西斯意識形態全球性的繼續生存提供了一種特殊的土壤。
法西斯主義本來就是一個成分複雜的思想體系，而且深受實用主義的政治原則支配。而德威又是這樣一個思想體系中的異數，要做到對她的深入了解，即使對於專業的思想史學者來說也非易事—某種意義上也無此必要。但擇要而言，有兩條比較清楚而相互纏繞的線索。第一是她的身份認同從西方中心地帶向邊緣的轉移，第二是泛雅利安烏托邦理念的形成。
法國-希臘-印度:身份認同和泛雅利安烏托邦
德威雖然出生於法國，是這個國家的公民，但多元的家庭血緣組合卻使得她難以建立法國人的認同，從童年起就深受身份意識的困擾。由於父系主要是希臘人，從小一直生活在里昂的希臘人社區，所以希臘而非法國成了她文化和家族身份中更重要的背景。這種背景又受到移民社會政治氣氛的強化，主要是希臘反土耳其的民族主義。從古典時期開始，小亞細亞（也稱安納托里亞，今稱土耳其）西部一直是希臘歷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大量希臘人在那裡生活。15世紀時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興起，把這裡作為帝國本土，並向愛琴海和希臘本土擴張，一度吞併希臘。希臘作為民族國家就是通過擺脫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建立的，它獨立後和土耳其紛爭不斷，波及海外希臘人社區，德威從小耳濡目染，種下了希臘民族主義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