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1978年5月11日南京大學胡福明老師主筆撰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中國公開發表，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熱烈討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所針對的是當年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提出的「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胡福明老師指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哲學理論的高度否定了「兩個凡是」，打破了當時的思想禁區。
當今盛行的是「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其本質與兩個凡沒有什麼區別。兩個確立、兩個維護也可以概括為：凡是習近平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習近平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的核心是武斷地宣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絕對的真理，是理論討論的禁區，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必須無條件服從。
依據胡福明老師的文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否是真理，必須經過社會實踐的檢驗。可惜，習近平治國理政十餘年來，拿不出什麼靚麗的成績可以證明其政策和決策是正確的。
拋開其法治倒退、踐踏人權、國進民退、戰狼外交等重大治國方針錯誤，僅僅從雄安新區的建設來說，就是習近平政績單上最大的敗筆之一。雄安新區從謀劃選址到規劃建設，都是習近平親自決策、親自部署、親自推動。但是雄安新區選擇在河北省北部平原白洋淀的邊上，這裡的地貌主要特徵可以用低洼兩字概括，歷史上這裡洪澇災害頻發，不適合建設大都市。
在歷史的長河中，白洋淀以及規劃的雄安新區對海河流域而言，起了非常重要的生態環境作用，它是自然的蓄滯洪區，減少了洪水對周邊地區的危害。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白洋淀一直就是一個國家級別的蓄滯洪區（之前稱分洪區），至今依然還是國家級別的蓄滯洪區。1963年8月海河流域發生大洪水暴雨、洪水都超過2023年7月底8月初的程度。當年白洋淀的最高洪水位出現在1963年8月14日15時（十方院水文站），最高水位11.58米，白洋淀蓄水總量高達41.725億立方米，對減輕周圍地區的洪水災害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習近平聽不進學者的不同意見，擼起袖子要和水搏鬥一番。不是說雄安新區地勢低、洪澇災害頻發嗎，提高雄安新區的防洪標準，與首都北京享受同一個防洪標準
——能防二百年一遇的洪水。花近400億元的投資，用一百多公里長、底寬200米、高十餘米的堤壩將368.6平方公里的區域團團圍住，拒大清河的洪水於堤外。同樣，依然還在國家級別蓄滯洪區名單之列的白洋淀也不必再承擔應有的蓄滯洪任務。
洪水來了，需要有空間安置它，這是最簡單的道理。雄安新區不能進水，白洋淀不能蓄洪，就必須有其他地區來接替這個任務。網民「瞪羚8i1g」指出：白洋淀原來是天然蓄洪區，現在白洋淀把洪水擋在了外面，涿州成了白洋淀了。「李代桃僵」是中國的一個成語，直接意思是讓李樹代替桃樹去死。涿州市、霸州市、定興縣、高碑店市等諸多地方就是替代雄安新區、白洋淀去承受洪水災害的犧牲品。2023年7月底8月初京津冀洪水災害的實踐，證明了習近平建設雄安新區的決策是完全錯誤的。
且不說習近平其他的重大決策錯誤，如清零封控和無預警開放，單就建設雄安新區的決策來說，就是明明白白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所以，必須否定「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必須打破習近平劃定的思想禁區，用社會實踐來檢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否正確。
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胡福明老師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
根據《中新網》報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胡福明老師於2023年1月2日去世[1]，報導沒有提及胡福明老師的死因。《星島日報》則報導說，胡福明老師因感染新冠病毒引發併發症在南京去世[2]。《自由時報》更加直接了當地報導，胡福明老師因感染新冠病毒過世[3]。2023年初中共動態清零政策突然發生180度大轉彎，死的人很多，所以胡福明老師的過世也沒有引起很多的關注。
圖1：南京大學胡福明老師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1978年2月筆者結束了將近9年的北大荒知識青年生活到南京大學學習。南京大學校園在南京市的城中心，校園不大，是原來美國人建立的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址。南大的禮堂就更小，好在77級學生不多。記得第一次到南大禮堂是聽老校長匡亞明官復原職後的報告，第二次到南大禮堂是聽胡福明老師講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寫作、發表過程，特別講到若是按投稿、編輯審查的程序，文章早已經進入可由作者另行處理的階段。後來意外接到通知，到北京進行稿件修改等等。
胡福明老師生於1935年7月，江蘇無錫人。1955年9月就讀於北京大學新聞專業，次年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1962年畢業後，到南京大學政治系任教。說實在的，南大的老校長匡亞明和受匡亞明器重的老教授們不怎麼看好中國人民大學的畢業生，他們認為，人大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老牌大學。人大正式成立於1950年，據說前身是在陝甘寧蘇區的陝北公學或者更早。根據筆者後來在南大任教的經歷，胡福明老師在文革前應該並不受到重視。
南京大學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十分出名的，先是因為鬥校長匡亞明，鬥江蘇省委負責人，後是武鬥，兩大派鬥，真象烙大餅一樣，這派上來把那派打下去，那派上來再把這派壓下去，幾經反覆。學校里的教授沒有一個逃過批鬥、戴高帽和住牛棚的；學校里青年教師的處境似乎好一點，但是只要參加了某個派系，也很少有人能保全自身的，總有那麼一次是站錯了隊。也許是中青年教師中的逍遙派最好，「躲進小樓成一統」，看點書，積累一些知識。
圖2：南京大學校區原來是美國人建立的金陵女子大學的校址，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之後，胡福明老師成為南京大學的大明星，但是在南大校園裡幾乎看不到胡福明老師的身影，聽說他很忙，經常外出做報告。又過不久，聽說胡福明當上副教授了，再後來聽說他被調到江蘇省委宣傳部當副部長了，當上教授，之後又當省委常委和宣傳部長、省委黨校校長、省社科院院長、省政協副主席等等，2001年退休。十分遺憾，自從胡福明老師當官之後，再也沒有看到他寫出什麼好的文章。中國不缺有點能力的副省級以上的領導，中國教育界卻大量缺乏有學識、有個人見解的政治、哲學教授。胡福明老師當官，對他個人來說，也許是件好事，起碼他的住房標準要比當時南大的教授高出二、三個等級；但是對南京大學、對中國教育界是說，胡福明老師當官，真是人才流失，是一個重大損失。起碼筆者是這麼看的。
二、胡福明老師的貢獻，就是引用了馬克思、毛澤東的話，傳播了胡適先生和杜威先生的理論
2008年胡福明對媒體記者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中的觀點並不是我的首創，每個高校的哲學教師都懂。只是由我在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把它寫了出來。而文章發表之後產生的巨大影響，當時是萬萬沒有想到的。[4]」
為什麼胡福明老師會這麼說？當時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胡適先生這個人，因為毛澤東不喜歡胡適，胡適的書在大陸不能賣，胡適的學說在大陸不能傳播。就是在歷史課程中談及五四運動，也不能提到胡適。唯一的例外是在大學某些專業課程中，比如哲學專業的中西方哲學史等課程中，會批判性地介紹胡適先生的學說。在中文圈中，胡適先生第一個提出「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試金石」。而胡適先生的這個理論是從他的老師、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先生那裡學來的。所以，胡福明老師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中的觀點並不是我的首創，每個高校的哲學教師都懂，因為哲學教師們都知道胡適和胡適的「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的學說。
筆者以為胡福明老師的貢獻，就是借用馬克思、毛澤東的話，傳播了「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試金石」的理論。
胡福明老師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開篇就寫道：「怎樣區別真理與謬誤呢？一八四五年，馬克思就提出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這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會實踐來檢驗。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
緊接著胡福明老師又寫道：「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毛主席說：『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義論》）『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論》）這裡說：『只能』、『才是』，就是說，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這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所說的真理是客觀真理，是人的思想對於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此，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就不能到主觀領域內去尋找，不能到理論領域內去尋找，思想、理論、自身不能成為檢驗自身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標準，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屬實，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訴為標準一樣。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必須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觀世界聯繫起來的特性，否則就無法檢驗。人的社會實踐是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實踐具有把思想和客觀實際聯繫起來的特性。因此，正是實踐，也只有實踐，才能夠完成檢驗真理的任務。科學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說明了這個問題。」
必須指出的是，胡福明老師引用的馬克思的這段話，中文的翻譯並不準確，馬克思的原意（德文）並非如此，中文翻譯是文不達意，容易引起誤解，這裡不展開討論。
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兩個凡是
胡福明老師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針對的是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是要從哲學理論的高度來否定「兩個凡是」，從而打破理論的禁區。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當年10月6日華國鋒在汪東興等的協助下，抓捕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10月7日華國鋒正式繼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加上之前擔任的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了中共最高權力的核心。
但是華國鋒在中共黨內、軍內資歷很淺，難以服眾，地位不穩，所以只能藉助鍾馗，就是藉助毛澤東的餘威，來保證他在中共黨內、軍內資的最高領導地位，也就是當老大（為首）的合法性。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社論首先引用了毛澤東曾說過的一句話：「有句古語，『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集中表現為我們黨和「四人幫」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就是當前的主題，就是當前的綱。緊緊抓住這個綱，鬥爭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項工作就有統屬了。「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一點，各級黨委一定要在思想上非常明確。不光領導者要明確，還要使廣大幹部和群眾都明確。
圖3：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了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提出了「兩個凡是」，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順便提一句，毛澤東的「綱舉目張」的這個詞已經長久沒有冒出來了，但是最近出現在2023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家水網建設規劃綱要》中。《規劃綱要》不但有綱、目，還有結。2023年7月18日國家水利部組織編寫的《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關於治水的重要論述》一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國發行。根據新華社對該書的介紹，習近平站在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戰略高度，親自擘畫、親自部署、親自推動治水事業，確立了國家「江河戰略」，謀劃了國家水網等重大水利工程等等。這個國家水網就是由綱、目、結所組成。可見毛澤東「綱舉目張」的主意，為習近平全盤接受。
兩報一刊的社論又引用毛澤東的教導，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教育黨員和人民要絕對的服從。「三大紀律的第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就不能勝利。」當前，就是要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統一指揮下，在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上，把我們的步調一致起來。緊緊抓住揭批「四人幫」這個綱，一切服從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我們的步調就能一致。離開這個綱，違背這個戰略決策，我們的鬥爭就會走偏方向，我們的步調就不能一致。
經過前面的鋪墊，社論將中共自1942年延安整風以來長達35年所走過的道路用「兩個凡是」四個字總結出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社論指出：「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領導我們奮戰了半個多世紀，經歷了十次重大的黨內路線鬥爭。這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反覆證明，什麼時候，我們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勝利；什麼時候離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敗，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幟，就是勝利的旗幟。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我們團結戰鬥在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下。現在，毛主席逝世了，我們更要高高舉起和堅決捍衛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這是我們八億人民、三千多萬黨員的神聖職責，是我們繼續團結戰鬥的政治基礎，是我們進一步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華主席領導我們，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進行了並在繼續進行著粉碎「四人幫」的鬥爭，這是我們黨的歷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路線鬥爭。經過這個斗爭，捍衛了毛主席的偉大旗幟，保證我們的國家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繼續前進，這是華主席的偉大歷史功勳。在英明領袖華主席領導下，我們踏上了新的征途，正在做繼往開來的偉大工作。我們肩上的責任很重。我們面前還有不少困難。我們有勇氣、有信心，挑起重擔，戰勝一切困難。毛主席曾經號召我們：『團結起來，以大局為重，煥發精神，努力工作。』讓我們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更加自覺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緊跟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一切行動聽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指揮，同心同德，步調一致，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個綱，去奪取天下大治的新的偉大勝利。」
胡福明老師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中批判了林彪、「四人幫」的一些言論，指責他們為了篡黨奪權，胡謅什麼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等等。實踐證明，他們所說的絕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真理，而是他們冒充毛澤東思想的謬論。「四人幫」設置了不少禁個人們思想的「禁區」，對於這些「禁區」，我們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科學無禁區。凡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胡福明老師在文章的最後指出：黨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確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的發展時期的總任務。社會主義對於我們來說，有許多地方還是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認識，去研究，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我們要有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勇於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研究現實的確切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只有這樣，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才能夠逐步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前進，順利地進行新的偉大的長征。
四、兩個凡是與兩個確立、兩個維護
隨著華國鋒的下台，「兩個凡」是在中國消失了。現在盛行的是「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各級黨政領導發言、發表文章，「兩個確立」、「兩個維護」是必不可少的。
兩個確立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決議指出，「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反映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兩個維護
2019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意見指出，「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方略，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把准政治方向，堅持黨的政治領導，夯實政治根基，涵養政治生態，防範政治風險，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把我們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確保我們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政治保證。」
無論是兩個確立還是兩個維護，與兩個凡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兩個確立、兩個維護也可以概括為：凡是習近平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習近平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無論是《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還是《關於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所使用的依據和語言，與1977年《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沒有什麼差別，都是以武斷地宣布，和毛澤東的決策與指示一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絕對的真理，是理論討論的禁區，這是延續中共政治統治的保證。如果說有什麼區別，那就是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時，兩個凡時的主體已經去見馬克思了；而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的主體至今還掌握著中國的黨政軍大權。華國鋒是藉助毛澤東的餘威來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還比較注意個人的臉面；而習近平則是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強行要求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服從他個人的領導，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缺乏自信，已經到了厚顏無恥的地步。如果說兩個凡是是華國鋒的最後堡壘，那麼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是習近平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五、雄安新區證明：習近平思想不是真理
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習近平為核心黨中央制定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會實踐來檢驗。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當年胡福明老師是這麼認為的。
習近平治國理政十年有餘，在這期間最大的成果，對習近平本人而言，出版了許多以他的名字為作者的書籍。習近平是中共歷代領導人中出書立論最多的。習近平的最大失敗，就是他拿不出任何靚麗的成績，可以來證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真理。可以說，習近平正在快速地失去中國民眾的信任。孔子曰：「民無信不立」。
這裡拿雄安新區作為例子來說明習近平治國理政的許多政策、決策是完全錯誤的，而且決策錯誤被實踐證實之後，習近平還是要一意孤行，堅持以兩個確立和兩個維護來要求下級的無條件的支持。
新華社記者安蓓、高敬、嚴賦憬、張濤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引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的故事》一文中指出：「河北雄安新區的設立，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從謀劃選址到規劃建設，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決策、親自部署、親自推動，傾注大量心血，為雄安新區規劃建設領航指路、把脈定向。[5]」
圖4：2017年2月23日習近平考察雄安新區，圖片來源：如圖所示
但是對於雄安新區的選址，許多學者提出反對意見。
清華大學尹稚教授指出：「凡是在河北省生活的人都知道，白洋淀周邊只要那塊地不是每年被淹，老百姓一定會去耕種它。三五年淹一次，只要一年的作物，本錢就能掙回來。這塊地為什麼從來沒有人去耕種它？因為這塊地非常低洼，對於常年洪水位，低8到9米。如果是個小樓盤，填一填補一補還可以。想像這是一百平方公里的新城，絕大部分的土地都是目前這種狀態，那麼它需要大量的工程處理後才能夠把這塊建設土地變得更加的安全，要解決他的防洪問題解決他的這個水澇問題，不是修個防洪堤這麼簡單。涉及到白洋淀整體水系的，正常情況下的水系治理也涉及洪澇情況下的大水系的梳理，既要想辦法解決這一百平方公里局部的防洪問題，因為這個水系和海河水系是連在一起的，跟大海河水系的統一協調要上大的水利工程，才能夠比較長期的解決白洋淀水質本身的補水不足，水質惡化，在洪澇下有易發災害的這樣一種基本的環境狀況。[6]」
中國科學院院士陸大道指出：「新區選擇在河北省北部平原上的一個大窪地（窪地中心部分是白洋淀）的『邊坡』上，平均海拔10米左右。歷史上洪澇災害頻發。未來的雄安新區可能需要按照極高的洪水標準設防。在嚴重洪水發生時，白洋淀有可能必須泄洪，可能會使城市被淹。歷史上，包括春秋戰國時代以及元、明、清三朝，在河北省建的都城或重鎮，基本上都在太行山東麓、（部分）燕山南麓的海拔50米左右的高程上。京廣鐵路的路基標高也在這個高程附近。」「人們所設想的世界上許多大城市處在海邊、大河邊、大湖邊那種天水一色、水城一色的壯觀美景，在雄安新城將不可能看到。遇到200年甚至100年一遇洪水，新區中生活的人，可能頭頂上是一盆洪水（不墊高地表），或者城市周邊（東、南、西三面）一片汪洋（建成區地表墊高5米後）。[7]」
夏軍、張永勇在《雄安新區建設水安全保障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一文中指出：「（雄安）新區地處九河下梢的低洼平原，現狀防洪能力偏低。近100年發生的特大洪水有1939年8月、1956年8月、1963年8月、1996年8月和2012年7月等。由此，雄安新區建設也面臨地處九河下梢，洪澇高的水旱災害風險問題。[8]」
對白洋淀最有研究的當屬河北省科學院地理科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原主任、研究員吳忱。他簡潔地用兩個字描繪了白洋淀地貌的主要特徵——低洼[9]。吳忱指出：「晚更新世末期（距今25000年—11000年），古白洋淀在北京洪積扇和石家莊洪積扇之間的低洼地帶開始發育。」經歷了漫長歲月，這片窪地或匯水成淀，或乾涸成陸，但沒有什麼重要的城市曾在這裡出現過。從大清河水系圖中可以看到，發源於太行山東麓的諸多河流都匯聚到白洋淀這個最低洼之處。
圖5：白洋淀是大清河水系中自然蓄滯洪區，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六、李代桃僵：習近平親自決策的慘痛後果
規劃的雄安新區以及白洋淀在歷史的長河中，對海河流域而言，起了非常重要的生態環境作用，它是自然的蓄滯洪區，能夠減少洪水對周邊地區的危害。比如夏軍、張永勇提到的海河流域1939年8月洪水，白洋淀就起了重要的蓄滯洪作用。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白洋淀就是一個國家級別的蓄滯洪區（之前稱分洪區）。以1963年8月海河流域洪水災害為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海河流域最大的一次洪水，暴雨、洪水都超過2023年7月底8月初的程度。白洋淀的最高洪水位出現在1963年8月14日15時（十方院水文站），最高水位11.58米，白洋淀蓄水量高達41.725億立方米，對減輕周圍地區的洪水災害起了重要作用[10]！
2007年4月4日國務院批准了《大清河防禦洪水方案》[11]（當年還沒有雄安新區的設想），就是要充分利用白洋淀自然的蓄滯洪能力。當大清河北支發生洪水時，視白洋淀蓄水情況，洪水由白溝引河入白洋淀。《大清河防禦洪水方案》給白洋淀蓄滯洪水的高度定為10.70米（十方院水文站）。
面對學者善意的批評，習近平還是一意孤行。不是說這裡三五年淹一次嗎，不是說這片地非常低洼，對於常年洪水位，低8到9米嗎，那麼就在雄安新區四周建造中國等級最高的防洪堤壩拒大清河流域洪水於大堤之外。
擼起袖子加油干。根據《雄安新區環起步區生態防洪堤規劃》[12]，按照分區設防、重點保障的原則，起步區防洪保護區面積368.6平方公里，按200年一遇設防，包括南拒馬河右堤容城段（19.2公里）、白溝引河右堤（13.2公里）、新安北堤（35.6公里）、萍河左堤（8.1公里）和西北圍堤（23.3公里）,共99.4公里，形成環起步區約100公里生態防洪屏障。生態堤規劃控制寬度200米左右，含12個節點公園，投資400億元人民幣。
為了實現習近平的夢想，水利部還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河北省人民政府聯合印發實施河北雄安新區防洪專項規劃，確定了雄安新區防洪標準、防洪體系布局和防洪骨幹工程建設任務。同時會商國家發展改革委，將雄安新區骨幹防洪工程納入國家重大項目，加大中央預算內投資支持力度，加快推進防洪工程建設。至2022年4月1日，雄安新區環起步區南拒馬河右堤、白溝引河右堤、萍河左堤、新安北堤等4項工程基本完工，具備200年一遇防洪能力[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