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剛剛結束文革的時候，有段相聲家喻戶曉，名字叫《帽子工廠》，諷刺的是文革中給人隨便戴「帽子」的現象，當時還小，不懂得相聲裡面說的那些事情的真正意思，只是覺得很好聽，大人們聽了後很感慨。現在回過頭再細品這段由著名相聲表演藝術家常寶華、常貴田在1976年創作並表演的《帽子工廠》，雖然作品內容把任意給人扣帽子的罪行都歸結到「四人幫」和林彪身上，但是在文革剛剛結束就能如此大膽辛辣地諷刺文革、反思文革，確實是需要勇氣和膽量，從廣受歡迎的角度來說，說明當時的人們對文革的態度是多麼痛恨。
帽子，是種政治標識，維基百科中對「扣帽子」一詞是如此標註的：「是一種非常常見的政治宣傳與修辭手法，也是一種典型的人身攻擊，讓閱聽人在還無法深入了解、思考之前，就率先被某人身上負面的標籤所影響，使閱聽人對其事有種『先入為主』的負面認知與不良的刻板印象。」因此，有權力拿著一頂頂帽子的人，在人們的日常政治生活中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1949年後，中國社會帽子滿天飛，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頭上都戴著一頂帽子，走資派、叛徒、工賊也是一頂帽子，甚至一些詞也演變成帽子，比如「白專道路」、「經濟主義」等等，那個時候的「帽子」一詞已經完全脫離了它的本意，成為政治名詞，由此衍生的「戴帽」、「摘帽」等動名詞幾乎成為衡量中國政治道路發展的風向標，大量的人被「戴帽」，說明政治路線階段性地向左，大量的人被「摘帽」，說明政治路線階段性地向右。現代中國社會，估計沒有一個詞能有如此廣泛而奇妙的用法，即使是使用頻率更高的「革命」一詞。
當然，1949年以後的前三十年是大規模「戴帽」時期，鎮反運動，一批人戴上了「反革命」或「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土改運動，一批人戴上了地主、富農的帽子，反右運動，又有一批人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四清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肅反運動、四清運動等等中，還有不少人戴上了各色各樣的帽子，而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通過「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三查運動等，更是讓大批人戴上了各種帽子，更為讓人瞠目結舌地是，組織一旦認定某人達到戴帽子的標準，即使是死了，這頂帽子也不能不戴。
在筆者所收藏的文革中湖南省漵浦縣桐木溪公社四份三查運動「結論處理材料」中，被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的這四個人中竟然有兩人是已經死去的人，其中一份為「偽軍連長陳治修的罪惡綜合材料」：
陳犯治修，男性，漢族，現年四十七歲，家庭貧農出身，本人偽職員，高小文化程度，現系桐木溪公社蓮塘坪大隊人，於一九六九年畏罪自殺。
其父，系陳嚇林匪部司令官，該兄，陳海山在蔣匪部隊，住東北，系匪軍團長，於鞍山被我中國人民解放軍打死。其該姐夫，戴銀生，均系小土地經營成分，偽保長。
該犯解放前，曾任只江口食鹽公買店核算員，四六年又任小橫壠食鹽公買店核算員，同年九月又任江口田糧辦事處思蒙鄉保管員。
一九四九年三月任賀匪方棋獨立旅特務直屬連連長、特務長。同年部隊開往龍回時，以諶子華為首召開的特務長會議，成立幫會圈子，該犯幫會六哥。
解放後，該犯為失去了資產階級「天堂」而追求糜爛生活，雖出身於貧農家庭，而養成了蔣賊般「狼心狗肺」的本質，對社會主義制度極為不滿，不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盼望蔣匪捲土重來，對貧下中農恨之入骨，曾於一九六二、六六、六七、六八年在生產隊出工時公開惡毒攻擊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攻擊我黨幹部，說什麼「要來就急來」等，反革命氣焰極為囂張，罪惡累累，民憤極大。
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大肆造謠，說什麼「哪裡哪裡地方的國家公糧、特供任務都不要交了」，真實反動之極。
該犯於一九六六年調修湘黔鐵路時，利用工作方便，便大肆貪污盜竊國家建設軍用物資、日常用品等，破壞國防建設。
綜上所述，該犯解放前系偽職員，賀匪獨立旅特務直屬連連長，特務長，忠實為匪軍賣力，為反動政府效勞。
解放後，不接受群眾監督改造，繼續犯罪，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尚未交待歷史身份罪惡，通過三查工作後，將該犯挖了出來，成了人們的死敵，但該犯想妄圖逃脫罪責，畏罪自殺。經我廣大貧下中農的要求大隊黨支部革委會研究決定，將該犯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
蓮塘坪大隊黨支部、革委會
1971.4.24
通過這個「綜合材料」可以看到，陳治修原本是貧農，在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發現曾經在一個叫賀方棋的國民黨部隊裡幹過，因此是隱藏歷史身份，是「歷史反革命分子」。（根據該檔案材料後面所附的證明材料和陳治修本人在生前的交待材料，他在賀的部隊裡僅僅前後僅呆了三個月，時間是1949年3月至6月，賀的部隊總共才一百多人，所謂的「獨立旅」估計是當時迫於形勢虛張聲勢的番號。）1968年開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據有關資料顯示，全國有三千萬人被鬥，五十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大多數是不堪忍受而自殺身亡的，陳治修就是其中一個。
另一個已經死去的人是賀方坤，以下為摘錄《偽軍骨幹賀方坤的罪惡綜合材料》中的一小部分：
賀方坤，又名賀躍文，漢族，現年62歲，初中文化程度，家庭中農出身，本人偽職員，現住桐木溪公社蓮塘坪大隊十二生產隊，於1968年12月病死。……
綜上所述，賀犯方坤雖出身中農家庭，但解放前由於效忠於國民黨反動派，得到偽政府重用，曾擔任過偽團總，偽糧食保管員，參加國民黨組織，任過軍需等反動職務。解放後仍頑固地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隱藏子彈、手榴彈等武器，人雖已死，但民憤極大，經我大隊廣大貧下中農討論，大隊黨支部、革委會研究意見，將賀犯方坤戴上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
蓮塘坪大隊黨支部、革委會
1972.元、23
雖然中國社會上有著「死者為大」的傳統，但在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一切的標準都是以政治標準為準則，所以一旦突破了政治標準這條底線，即使死去了，仍然會不顧傳統而給死者戴上帽子。伍子胥開棺鞭屍，表達他對楚平王的憤恨，組織上給陳、賀二人戴上「歷史反革命」帽子，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是政治意義上的「開棺鞭屍」。
當然，給死者戴上帽子也有現實意義，一方面給生者以恐嚇，大有「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氣概，讓活著的人恐懼；另一方面，戴上帽子就意味著身份的變化，如陳治修就從貧農變為了歷史反革命，屬於五類分子，而其子女也變為了黑五類的後代，父債子還，他的所謂的「罪惡」由後代買單。
帽子，這種普通的生活用品，在中國社會被演化成如此多的含義，也算是某集團對歷史的一項特殊貢獻吧……1949年後的中國就是一個「帽子」工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