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我跟我爸的互相交往互相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我們兄妹基本都是跟外婆長大的。
為什麼我跟爸媽交流的少呢？說句笑話，因為我大哥是個男孩，當有二哥的時候就特別希望是個女孩，但又是個男孩，我快出生的時候，我爸在太原前線作戰，我媽媽在石家莊，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攻堅打下來的第一座堅固設防的城市，我媽媽當時是在晉察冀貿易公司工作，恰巧公司總經理是延安時期的老朋友栗戰書主任的叔爺爺栗再溫。我出生的時候，我爸在前線電話里就問，男孩女孩啊，我媽說，是男孩。我爸大失所望就說，行了知道了，我忙，這次我就不回去看了。
所以我自打出生就跟他沒有什麼交往，他忙他的工作。我媽當時在國棉一廠，在現在的東四環道十里堡青年路一帶，現在開車覺得很近，可是當時要從燈市口家裡走兩站地到沙灘，乘坐12路無軌電車到紅廟再換乘郊區公共汽車，很遠，一個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就只能在托兒所一直上全托、小學高中都住校，高中還沒畢業就文革了，1969年2月在文革中就參加工作了，分配在北京市政二公司當「壯工」修馬路。聽這工種名就夠嚇人的吧，就是賣力氣的，當年我們的定量是一個月49斤糧食，絕對是重體力勞動。其實我後來才體會到工宣隊的師傅對我是非常照顧的，當時我們學校高一同學留在北京分配工作的地方有我們北京市政二公司，房修一公司，木城澗煤礦，竇店磚瓦廠，和清河毛紡廠。
聽同學們講，竇店磚瓦廠原來是勞改犯工廠，職工一個月的定量是79斤糧食，那就得是重重體力勞動了。新修馬路當然都是在沒有人，沒有馬路比較偏遠的地方。我們第一次參加工作的地方現在叫燕山石化，我們那會叫東方紅煉油廠，當時周邊所有的名字都特別響亮，一起的還有曙光化工廠、向陽化工廠等等，我們在周口店，就在北京猿人附近，離家非常遠，兩個禮拜才能坐我們運石料運渣土的大卡車回家一次。
真正跟耀邦書記有所接觸交往比較多的時候，恰恰是在文革當中他被打倒的時期。可以這麼說，第一次初步認識他是在1966年的9月30號，那是我終身不忘的日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學校開始停課鬧革命。6月10號左右，受當時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共青團系統的工作組，進入到北京市各個中學，指導中學的文化大革命。
我記得是到了7月24號，北京各中學的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會上劉少奇說，他也不知道階級敵人在哪裡，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哪知他的話還沒講完，身後巨大的幕布就突然拉開，後面整齊地排列站立著以後被稱之為：代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所有成員。
文革積極分子們被眼前的突然襲擊驚呆了，但是片刻間響了雷鳴般的掌聲。這下劉鄧代表的黨中央可尷尬了，中央文革順勢拿下話語權宣布：毛主席從來沒有派出過一個工作組，工作組鎮壓學生包屁壞蛋，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即日起從各個學校如數全部撤出，鎮壓學生絕沒有好下場云云。各中學已經打倒了學校黨委，現在又撤走了工作組，紅衛兵造反派們可是不得了了，比照著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無拘無束的到處批判打倒所謂的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地富反壞右分子，到處抄家造反破四舊毀壞文物，逐步演化成血腥的紅8月。
到8月13號北京工人體育場開了一個10萬人「聲援外地造反派批鬥小流氓的紅衛兵大會」，當時北京中學工作組撤銷後，整個形勢就非常緊張了，開始出現炮打團中央的大字報。那天我也也騎著自行車，從清華大學一直騎到工人體育場去參加大會。大會前段是蘭州大學造反派控訴省委書記裴孟飛，馬繼孔所謂鎮壓文革的「罪行」，批鬥小流氓等等，最後一項是李富春講話，李富春當時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黨中央書記處是負責工青婦的書記，在大會上他說：「我代表黨中央宣布，團中央書記處三胡一王，停職反醒」。
三胡是指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一王是指王偉，當時我腦袋嗡的一聲，後面還講什麼，我什麼也沒聽見了。宣布完後周邊的小將們就拼命鼓掌，然後就散會了。散會的時候我們往外走，看到我們小學低我一個年級的一個同學，忘了叫什麼名字，我問他，你是育英小學的吧？他說，對。我說，剛才李富春說什麼來著，我沒聽清楚。他說，宣布團中央書記三胡一王停職反醒呀。看來這是真的了，千真萬確不會有假了。
我生怕會出什麼事，就趕緊騎車往家趕。那天是8月13號，是紅八月，就是所謂的紅色恐怖時期非常非常亂，沒有法治沒有抶序，江青還傳達了據說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好人打好人誤會，壞人打好人光榮」。也就是說怎麼打人都沒有關係都有道理，好擔心呀。我記得到家就七點了，天都快黑了，我急急忙忙還沒有到他房間，就看到有很多不認識的年輕人，我爸也在裡面，從走廊里急急忙忙的往外走，我趕緊追上去說爸爸你吃飯了沒有，他也沒理我好像根本我就不存在，直直地從我身邊走過，我感覺像是在夢境中一樣。從那以後就再也沒回來，實際上他是被關起來了。
那是1966年8月13號的晚上，他被關到團中央辦公樓，（辦公樓是用全國幾千萬共青團員們的團費建立起來的，文革當中被北京衛戍區所占據至今，理由是那裡離天安門近，便於保衛黨中央毛主席）我看到他的時候，實際上是被造反派革命小將們押走的歷史現場。
從那以後就沒有了消息，他已經被停職反省，從各方面陸續聽到消息，我也到團中央機關看他被批鬥、毆打、侮辱、示眾，所有大家能想到的毆打侮辱都在他身上實行了，他很早就一直需要安眠藥需要香菸，團中央都會通知家裡準備好我給他送過去。我一直都記得當時是在北京醫院拿藥，一種是速可眠，一種是巴比妥。文革前他一直是抽中華牌香菸，小學時我就經常帶同學在他房間的紙簍里撿他抽過的煙盒，疊三角摔三角拍三角。他被關起來以後就交代我要買大前門香菸了，一開始是帶錫紙的3毛1一包的精裝版，後來就要我買不帶錫紙的2毛9一包的簡裝版，最後就改成抽兩毛一一包的恆大牌香菸了。
9月30號上午，團中央革委會籌備小組又打來電話，說你們誰在家呀？我說，我在，他說你來接你爸回去吧。我說，太好了，是要放人了嗎？他說，不是放人，因為馬上到十一了，我們革命造反派也要放假休息呀，沒人管走資派了，你接他回去吧，在家裡待三天再送回來。
然後我就騎上自行車，在團中央門口看見他一個人走出來，快兩個月了，我一看他單薄消瘦的身影，眼淚就止不住地往外流，他卻嚴厲的說：哭什麼？這麼沒出息。我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哭，可是……反正……。語無倫次地索性讓眼淚痛痛快快流夠了，然後就要了一輛人力三輪車接他回家，當時車費我記得是兩毛五。因為他的工作用車被造反派占用了，他的車是蘇聯產灰色的吉姆牌轎車，三排座，聽說當時全北京就這一輛灰色的，而且還是蘇聯列寧共青團第一書記謝列平送給他的。到了家裡我給他做了我有生以來第一頓中午飯。因為我一直住校吃食堂，也不會做飯。家裡原來一直是我外婆操持家務，有炊事員還有我奶奶。
後來我才知道我外公原來在李宗仁第五戰區任國軍的旅參謀長，打完台兒莊戰役在撤退中失蹤了。2015年去台灣旅遊，我還去忠烈祠去找，看看有沒有我外公的名字，結果也沒找到。我問講解員，他們說當時打完台兒莊很倉促，消滅鬼子後敵人很快又圍了上來，部隊建制也亂了，在撤退時失蹤是很常見的。
後來我大哥講過去的人，除了有姓名，還有字，還有號。由於我外婆是國軍軍官的家屬，在紅八月時就讓造反派都給遣送回原籍安徽宿縣了。家裡都沒人了，炊事員工作人員也都撤了，只有我70多歲的奶奶受到驚嚇躺在床上，說廚房裡還有些掛麵，你下給你爸吃吧。這可難為死我了，我哪裡會做呀？可是不做又怎麼辦呢？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飯，第一次做飯就是給耀邦書記做的。
我當時不知道該怎麼做，也沒有人可以問，就想著別人是怎麼做的，要燒開水，要把掛麵放到水裡，切了點菜葉，還打了兩個雞蛋。當時我也不知道應該是先燒開了水再下麵條，結果加滿涼水後就下掛麵了，雞蛋也打進去，然後就蓋上鍋蓋悶起來，等了半天水也不開，等開了鍋一看雞蛋怎麼沒有了，後來知道是散了，反正是亂七八糟的一鍋，就跟我爸一起吃。我問他，還可以嗎爸，他說，不錯，挺好吃的。（後來我估計是他也是餓了）這是我這輩子平生第一次做飯，做的是雞蛋菠菜麵條。這都是鋪墊，歷史背景。
吃完飯，沒有別人我就陪他說話，那是我第一次正八經地單獨跟他聊天。我剛坐下爸就指著我說，要不是擔心你們這幾個孩子，要不是為了這個家，我早就豁出去，一定要到毛主席那裡去問問他老人家了，為什麼文化大革命要這麼搞？這麼野蠻，為什麼要搞人身侮辱？為什麼要任由紅衛兵任意動用私刑？
我說，爸，你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我們都知道甚至我都看到了，可是你應該「正確對待」啊（這是那會的報紙語言）。他說，這麼對待幹部，這麼對待人，這麼無休止的毆打、羞辱，用各種變著法兒的刑罰折磨人是不對的。我說，爸你可別這麼說，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裡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革命就是要把土豪劣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就是要給他們戴高帽子來遊街。那都是毛主席講的，都是革命行動呀。
他聽後說，你知道毛主席還講過什麼嗎？我說，那講的可就多了，我哪知道你想要我說什麼呀？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你知不知道？我說，那我當然知道了。他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裡面最後一條是什麼？一下子我還真說不出來，我就在心裡默默的唱到最後，說第八不許虐待俘虜兵呀，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他說，對呀，可是為什麼不許虐待俘虜兵呢？還不許打罵不許搜腰包呢？我說，那我哪裡知道呀，反正就是這麼規定的。
他說，我們原來跟敵人打仗時候，對方拿著槍就是我們的敵人，但是當對方投降了放下武器了，原來的敵人這時就是俘虜，就不是敵人了，他前面的那個定語「敵」字就沒有了，他就只是一個「人」。對於任何一個人，我們都要尊重他最基本的權利，要尊重每一個人最基本的尊嚴。中國古代不是也講「士可殺不可辱」嘛？我們優待俘虜是表現出我們共產黨人更高的胸懷。「可是，那也不管是什麼階級嗎？」他堅定的對我說「對」！我那會還不滿十八周歲，我們當時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對待敵人就是要狠要仇恨。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不同的聲音，甚至公然跟「湖南農民運動考查報告」都不同，感到很震撼。
後來我就聽見有人按大門鈴，我就跑出去，那會其實大門都是打開的，因為那會武鬥、抄家、批鬥都是常態，人命也不值錢，說打死就打死了。我一看進來四個老高老高的解放軍，把我嚇一跳，我問你們來幹嘛的？我以為又來抄家了。他們問，這是胡書記家嗎？一句胡書記就讓我直到今天還感覺心裡特別溫暖，因為那會造反派的脾氣沒有人這麼尊重你，況且還是被紅衛兵造反派封為了走資派，都應該是橫眉立目，打打殺殺的。我說，是，你們找誰啊。他說，我們來看看胡書記。我覺得特別和藹，就帶他們進去了。我說，爸有人來看你了，不是來批鬥的。他們依次握手說，胡書記您好。我爸疑惑地說，你們是哪裡的。這四個解放軍說，我們都是軍隊院校的，現在十一放假，我們特別不放心，特意來看看你。因為當時沒有人說這麼溫暖的話，當時我爸也特感動，他就問，你們都是誰啊。
為首的大個子說，我叫秦鐵，我是秦邦憲的兒子。「哦」第二個說：我叫袁勃信是海軍袁也烈的兒子，「噢，大革命時期的老資格喲。」第三個是我們當時國家體委副主任黃忠的兒子黃安生，「好啊，我們是鄰居呀」都是革命的後代戰友的兒子，所以氣氛就輕鬆多了。到了最後一個我爸就問你是誰呀？他說我父親沒有什麼名氣，你一定不知道的。
我爸說：那可不一定，你說說看嘛，他說我叫楊曉明，我父親叫楊春茂。我爸就說：哎，楊春茂我怎麼會不知道呢？然後用食指著自己的鼻子，開心神秘而調皮地說：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是專做審查工作的，你爸爸是七大代表對不對？七大的每一位代表，都是我們代表資格審查小組審查通過的，我怎麼會不知道呢？於是大家都開心地哈哈大笑起來。（後來我知道楊春茂在燕山石化當過老總）我爸說，你們的父親我都認識，而且關係都很好。
因為他原來是咱們八路軍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長，而且記憶力超強，過目不忘，他熟悉每一個幹部，所有幹部的情況他都爛熟於心。難得大家的好心情，於是就看他們天南海北的聊，聊完了，我就送他們出門。回來後，看到爸爸還沉浸在多少天都沒有的輕鬆愉快的談話氣氛中，就焦急地說，糟了，糟了爸，這個秦邦憲不是博古嗎？我爸笑著說，哦，你還知道博古就是秦邦憲。我說，我當然知道了，這些毛選里都有。
我說：爸，這王明博古不是都是壞人嗎，咱們應該劃清界限才對，你怎麼還跟他們談得這麼好呢。我爸本來還掛著微笑臉，一下子就凝固了，拿著香菸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好長時間沉默著。我還不知深淺地繼續說，現在報紙文件，還有《毛選》裡都說，王明博古都是壞蛋，他們反對毛主席，丟失了根據地，讓革命受到了巨大損失……..他默默地，但是異常嚴肅地聽著我說，可能一直在想怎麼回答我這個又懂又不懂的半吊子，既要讓我知道真實的歷史，又不能讓我因言獲罪陷於滅頂之災。
他知道，我們家這胡老三直性子嘴巴不嚴，肚子裡存不住東西，老愛亂說，他眼睛看著遠方，最後他一字一頓地說：你記住，博古同志是我們黨早期的高級領導人。我又一次被震撼了，怎麼說的跟當時廣播裡、報紙上甚至跟毛選里都不一樣啊，我還真不知道博古是高級領導人，我只知道他是壞蛋。因為博古，我們黨我們中國革命受了多少損失，但是我爸卻非常尊重他。從這以後我就特別注意我爸，注意他的觀點，就不再人云亦云了，這是我第一次朦朦朧朧地認識了他。
因為在延安他一直是在八路軍做組織工作的，所以在文革中，我看到找他做外調寫證明的人非常多，甚至還有很多他不認識的人也來找他。他就非常和藹地跟來人說，我不記得你呀。來人說：是的，我們沒有單獨見過面，可是我聽過你在抗大作報告，我就記得你。爸說：那你應該找你們學員隊的領導，像隊長呀，政委呀，給你寫證明材料才對。來人說：戰事緊張很多都不記得了，有的犧牲了有的現在被關起來的，被打倒見不到的，在位的也有不肯管我們不願意見我們的，沒辦法就只能找你了。於是他就先和來訪者一起回憶他的領導，並認真幫助聯繫，實在回憶不出來聯繫不上的，就親自動手寫道：在我擔任什麼什麼幹部負責的時候，沒有審查出他有什麼問題等等。這一時期我看到每隔一段時間在他的辦公桌上，都堆積有2，30公分用複寫紙寫就的報告和證明材料，文革後聽說一共有好幾大紙箱子，說可能都在團中央檔案館或者是在中央檔案館，也可能幾次搬家失散了。
但是我也看到他對那些造反派要他寫假材料假證明，要他造假做交易時，卻是一點不客氣一點不買帳的，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甚至跟造反派拍桌子瞪眼睛對罵。大概在1967年2月的某一天，突然來了一大幫帶著紅領章紅帽徽的解放軍衝進我們家，著實把我嚇了一大跳，一個個膀大腰圓，橫眉立目，他們毫不顧悸地破門而入，進了院子就旁若無人地大喊大叫：這是走資派黑幫分子胡耀邦的家嗎？我趕緊跑出來才知道，那是北京軍區體工大隊的造反派，都是些踢足球打籃球的，他們也不系扣子披著軍大衣，目中無人地橫著就進來了。推門就厲聲呵問耀邦書記：你交代，你跟賀龍是什麼黑關係，他是怎麼反對毛主席的？耀邦書記一開始還禮貌地讓他們請坐喝水，請他們好好談問題。
結果這些解放軍造反派大耍造反派脾氣始終是大喊大叫，無理取鬧，於是耀邦書記索性也不理睬他們了，並投以鄙視的目光。那些造反派們被激怒了，拍著桌子大喊道：賀龍是土匪，到今天你還敢包庇他。耀邦書記終於按捺不住了，也一拍桌子大吼道：賀龍同志是共產黨員，是共和國元帥。造反派們一怔，可能還從來沒見過走資派竟然還跟還敢跟他們拍桌子對罵，說，江青同志都說賀龍是土匪，是軍閥，中央文革都給他定性了，你還膽敢說賀龍的好話，你就是十惡不赦的走資派。耀邦書記依然對他們的亂吼亂叫報以輕蔑的目光，這時一個造反派，拋出一個自認為王炸的震撼彈，大喊：你別以為我們不知道，反革命分子楊勇是你表哥！他要配合賀龍搞二月兵變，你敢抵賴嗎？
當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楊勇將軍，在1月份就已經被中央文革無端打倒，按當時的風氣，每個人都要劃清界限，都要摘清與被打倒人的關係。造反派等著耀邦書記回答，沉默了難熬的幾分鐘後，耀邦書記平靜地但是嚴肅地問，你們了解你們的司令員嗎？你們了解賀龍元帥嗎？楊勇司令員出生入死，負了多少傷你們知道嗎？你們都認為楊司令不苟言笑很兇，那是因為他面部受了槍傷，昏迷了多少天你們知道嗎？還給他們講賀龍元帥對八一南昌起義對我們人民軍隊的巨大貢獻，對革命戰爭的巨大貢獻。那些造反派從來就沒有聽說過，聽著聽著就聽入迷了，等走的時候好像還成了朋友，一一握手，還說，耀邦同志，對不起啊，我們有空還來看你。
等他們走了之後我才敢進去，他說，你都聽到了。我說，我當然都聽到了，你們吵得那麼凶都把我嚇壞了。他說，你沒事就坐坐吧。我坐下後說，爸，你別跟這些造反派硬頂，他們可是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的。現在滿街的大字報大標語都是打倒賀龍的，都說賀龍是土匪。這種情況下，你就說他一句是土匪也沒關係，那樣你會少吃好多皮肉之苦呀。他坐著登的一下就站起來說：你這麼沒有出息呀，我講的每一句話都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我說，現在誰還講歷史考驗，誰還在乎你真話假話呢，還是先保住命要緊，好漢不吃眼前虧。大家都在那裡打倒賀龍打倒劉少奇，你救不了他，誰都救不了他們，誰還管什麼歷史不歷史的。
他說，這個不行，只有實事求是才能最終在歷史上站得住腳，我不能為了少挨打少受苦就胡說八道，讓別人多少年後指著我的脊樑說我軟骨頭，我不能這樣，我覺得我們黨不會是這樣的。寫那些大字報是什麼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們黨最終絕不會這樣的，最終還是會實事求是的……多麼純真，多麼真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