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運動中開大會鬥地主（作者提供）
中共篡政之後發動的全國範圍的土改運動被大多數人所熟知，然而，1947年中共在其占領區內發動的一輪同樣暴力、血腥的土改運動卻很少被提及。當時，日本侵略者已經投降，中共在積極同國民黨爭奪權力，為了拉攏農民支持共產黨，又一次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所謂土地革命口號，並在這一運動的過程中，不斷發布新的指令，導致這場運動日益慘烈和殘暴。刊載於《社會科學》的文章《10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讓我們看到了當年土改中的一些史料。
不可宣傳的「五四指示」和用以宣傳的「土地贖買」政策
中共早期建立局部農村蘇維埃政權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的農民革命運動，當中共在抗日戰爭時不得不龜縮於陝北，在北方地區進行所謂的游擊戰時，鑑於當時形勢所限，對其占領區內只提出了「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日本投降後，中共又進一步在其占領區開展「反奸、清算」運動，隨著運動的日漸深入，有些地區隨之出現了要求瓜分地主土地的要求。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於1946年5月4日發出了被稱為「五四指示」的《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確定了「從地主手中奪取土地」的策略，並要求對中農、富農、抗屬、軍屬、中小地主、工商地主、知識分子、開明士紳等要給予照顧，包括對逃亡回鄉的地主要給以生活出路等。
儘管「五四指示」明確了要從地主手中奪取土地，卻仍被認為是這次土改運動中較為溫和的一個文件。但當時毛澤東卻不願意宣傳這個文件內容，他強調，「暫時不講耕者有其田」，宣傳上「不要談土地革命等」。
為什麼不能宣傳呢？是因為當時形勢下，中共正在利用民主制度來將國民政府的軍，必須爭取獲得更多國內中間派和國際方面的支持，所以像「耕者有其田」、「土地革命」這種會暴露中共真實意圖的策略就只能先隱瞞起來。劉少奇說：「這是一個影響全國政治生活的大問題，可能影響統一戰線，使一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退出與我們的合作」。因此，在存在外部監督的情況下，中共不敢進行公開宣傳。
但另一方面，中共又需要用土地來拉攏農民，保證自身的生存。在「五四指示「的補充文件《毛澤東、劉少奇關於土地政策發言要點》中提到，「目前國民黨有大城市，占有四分之三的地區，我們只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與之鬥爭，才能改變這種他大我小的形勢。如果在解放區（中共占領區）解決了土地問題，即可使解放區人民長期支持不覺疲倦」。
同時在毛澤東看來，土改是中國革命「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環節。」這個「一切工作」自然就是最終奪取政權。
一方面不能公開宣傳，一方面又需要儘快實施，中共苦於沒有一個兩全之策。中共中央7月19日發電給各中央局稱：「為了公開宣布我們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中央正在研究一種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即準備根據孫中山的照價收買的辦法。
找到了這樣一種可以宣傳的辦法，中共立即要求在重慶的周恩來去向民盟等中間派人士宣傳，以緩和他們對之前各地土改運動中一些激烈過火的現象的批評。
中共還在陝北邊區對這種徵購土地的方式進行了試點工作，似乎頗有成果。當年的12月24日，新華社發電專門介紹了賀家川村進行政府徵購和平贖買地主土地，再由政府銀行資助無地少地農民獲得土地的成功經驗。
但在其他地區，徵購土地的政策卻受到質疑，如晉冀魯豫中央局稱，「我區土地問題是採取直接的、平均分配的辦法解決……清算就是分配土地，這在地主及農民中間均已認為合法合理。」這說明，對於從「打土豪、分田地」起家，僅用暴力鬥爭手段就可輕而易舉奪取地主土地的中共幹部而言，徵購贖買對於他們而言實在是太複雜太麻煩了。
1946年12月，毛澤東派康生、陳伯達率隊去農村蹲點考察土地公債徵購的可行性。行前，劉少奇專門找他們談話強調：「土地公債是一個由上而下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運動做好，必須要成為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也就是毛主席告訴我們的，必須用群眾鬥爭力量與地主階級完全撕破臉，來取得土地。」
對此，康生、陳伯達心領神會。毛澤東所宣傳的土地公債徵購，絕不是大多數人認為的農民用錢向地主買地，而是在中共對外宣傳這種方案的同時，在實施中卻要通過讓群眾與地主階級「撕破臉」進行鬥爭來實現。至於如何做，那就是康生等人此行的任務，要做出一個典型來。
康生等果然完成了這項任務，找到了從地主手中奪取土地的新方法。那就是通過訴苦會讓農民跟地主清算。他舉例說，某村的一個幹部苦惱於用清算的辦法只能讓大地主主動獻地或被清算光，而小地主卻很難被搞光。康生給他出主意說，「你購一下不就光了？又算又獻又購，哪個地主還不光！」兩者結合起來，從下而上清算，從上而下徵購，這樣兩面夾擊，哪個地主還不死！
可見中共的徵購贖買政策就是一個權宜之計，一個騙人的謊言，及至胡宗南部1947年3月攻占陝北後，中共就再也不提徵購贖買政策了。
康生在郝家坡村土改中總結的經驗
1947年2月康生與陳伯達又被委派到晉綏地區幫助土改工作。康生蹲點的蔡家崖郝家坡村，已經進行過土改，地主人均土地為近8畝，而貧僱農土地也已經達到近6畝，全村無地戶幾乎沒有了，土地已經幾乎平均了。
但康生認為這樣不行，因為這種土地的轉移太和平，他認為，對於地主「我們不但要從經濟上把他打垮，而且要從政治上打垮他」。他要求重新劃分階級，並對地主挖底財，而最重要的，是要讓農民跟地主撕破臉。
為了煽動農民跟地主撕破臉，康生在郝家坡參加完第一次批鬥會後，就批評該村對地主太客氣了，革命的不徹底。經過連夜對骨幹分子進行教育和布置。第二天再開批鬥會時，骨幹分子就強行把地主們趕到太陽曬不到的角落裡。訴苦開始後，農民劉成保說曾遭地主劉榮昌誣陷，還讓他磕頭，今天他也要讓劉榮昌給自己磕頭。幾個年輕人便連吼帶叫把劉榮昌拽到主席台前，強迫他跪在摔碎的瓦渣上給劉成保磕頭。
旺保娘訴說因劉榮昌告密，當年旺保爹被作為紅軍探子遭槍殺，人們開始大喊：「讓他償命！」「打狗日的！剝了他的皮！……」一時間，農民們打劉耳光的，用鞋子抽劉嘴巴的，舀來大糞澆到劉頭上的，紛紛鬧了起來。婦女們也剝下地主婆身上的衣服，給穿爛衣服的人換上。一時間，男人打地主，女人打地主婆，小孩打「小地主」。就這樣，在中共的煽動之下，農民和地主徹底撕破臉了。
而康生準備操作的重劃階級成分就是無中生有再樹階級敵人的過程。其實之前在附近的後木欄杆村已經有了先例，該村也是因土地早已平分，找不出地主，工作隊就創造出一個重劃成分的辦法，就是查三代、查祖墳。結果出身貧窮的村長兼黨支書張守萬家的祖墳里被發現有三塊石碑，就被認定他祖上是地主，撤職、撤黨籍之外，還拉出來批鬥，就這樣該村重劃出了4戶地主、4戶破產地主和4戶富農。而被定成惡霸的張守賢、張守進兄弟倆，在批鬥會後被當場殺死示眾，全家掃地出門。晉綏分局對此做法進行了肯定，也作為經驗向康生進行了介紹。
康生還一直強調要挖地主的底財，用分地主隱藏財產的方式再次鼓動農民鬥地主。他說：「必須把地主埋在窖子裡的土地拿出來，農民是非要底財不可的，農民要底財，我們堅決贊成。農民不要底財，我們要引導農民去要」。「地主總是捨命不舍財的，逼起底財來就要死人」，「地主自殺我們是不怕的」。
康生在郝家坡的撕破臉、重劃階級和挖底財的土改經驗對整個晉綏地區乃至整個中共占領區的土改運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晉綏地區也成為此次土改運動中亂打亂殺最為嚴重的地區。
劉少奇的土改講話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加持讓暴力愈演愈烈
1947年4月30日，劉少奇在晉察冀中央局幹部會議上做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講話》，要求要徹底消滅地主，對地主掃地出門、殺地主、走群眾路線。
他說「太行經驗證明，消滅地主剝削一定要徹底，他們叫作讓地主掃地出門，土地財產一切搞乾淨」；「地主反攻，他殺我100人，我就殺他1000人，消滅他們。不殺則不殺，殺就要殺乾淨，殺他全家「；「一定要把地主打垮了，然後恩賜他一份，他才會感恩」。
同時他特別指示各地說：「望你們翻印毛主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給所有幹部閱讀。」因為最重要的是，共產黨不能反對農民的種種過火行為。
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為農民痞子運動唱讚歌的，要允許貧苦農民能「發號施令」、「指揮一切」、「為所欲為」，把地主階級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故「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與之比較，很多地區的土改鬥爭似乎仍嫌不夠激烈，因此多地對地主又開始了大規模的鎮壓，放手殺人、掃地出門、挖浮財底財等等暴力事件頻出，很多地區地主和農民出現大量逃亡現象。
冀晉區被殺者就多達4000多人，平山縣3天就打死100多人，不到一個月死了幾百人；華東局商河縣打死1000多人；惠民縣「每會必鬥，每鬥必打，每打必死，以打死人多為堅決」；山東7至8月殺了3萬多人；太行地區有的村120戶中20戶被鬥爭，80戶被當狗腿子敲，有的村群眾真正同意殺的只有2人，卻殺了30多人，一些縣地主自殺的和被打死的一般多。
華東局黃縣指揮各村工作隊在同一時間封了地主富農的門，將其全家人「掃地出門」；冀東區普遍開完批鬥會後，將被批鬥者打得頭破血流，甚至置之死地。並對地主的房屋院舍都要挖地二三尺深；晉綏區提出挖底財不能動搖，地主死了也要挖。
運動過程中多地進行了重劃階級，其結果就是大批中農，甚至是新中農（以前的貧農），都被劃成了地主或富農，如晉綏各縣被劃成地主、富農的比例最少達到16%，多則超過了27%；五寨縣東秀莊重劃後，地主從1戶增至19戶，富農從2戶增至10戶；木庵康寧村200多戶，地富從5戶增至90多戶。李家口村118戶，地富從10戶增至53戶。
晉西北三井鎮有一戶中農又被定為富農後，父子6人中有2人被打死，3人被逼自殺，家產被沒收一空。還有一個兒子是在八路軍某區任政委，得訊後趕回，「亦憤而自殺」。
河南湯陰數千農民在土改工作團的組織下，進城對數十個工商地主召開批斗大會，當場槍斃7人，並抄沒地契、衣物和其他財產無數；東北雙城放手讓農民奪取浮財，於是「四鄉農民結隊成群手執扎槍，進城起運浮物，每天總有幾百輛大車從四門湧進湧出」，「全縣捲入這個斗爭的村屯達70%以上，取出浮物底財總值共約20萬萬零500萬元」。
在這種亂打亂殺、亂搬亂搶、掃地出門的亂象中，很多地區出現了百姓大批逃亡現象，有的地區整村整村的人逃往國民黨占領區，冀察熱遼分局好多村子人都跑完了，成了無人區；太行地區有的村80%的人口逃亡，一般村都在30%、40%左右；山東僅膠濟四五個縣，就有10萬多人逃亡，這些逃亡的地主和農民組成武裝還鄉團，在淮北、昌南、平度、萊陽等地殺死共黨幹部和土改積極分子16177人。
劉少奇得知晉察冀按照他4月30日講話精神，鬧出大批人命的情況後，也意識到自己的講話內容不妥，因而要求把他的這次講話記錄銷毀。但他隨後向中央匯報，說原因是黨員及幹部隊伍不純造成的。
土地會議號召貧僱農奪權造反引發整黨殺人狂潮
7月17日，中共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在西柏坡村召開。面對各地代表就當前土改中所關注的問題，如階級成分如何劃分、殺人權問題如何解決等，大會卻並未給出明確具體的辦法和嚴格規定。
會議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要求土地「統一平均分配」，並明確「貧農團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等，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
劉少奇8月21日做了大會的正式報告。在當時一片亂打亂殺的土改亂象中，他卻講：「今天黨內鬥爭的任務，反右是主要的「；「現在農民起來了，要放手讓農民去做」；「殺他幾千幾萬地主有什麼不好？」
對於貧農團、農會奪權，他說：「區、村幹部多年未改造……脫離群眾最甚者，常為村中五大領袖，即支書、村長、武委會主任、治安員、農會主任。」他說：「唯一有效辦法，只有經過上述貧農團和農會，……改造黨政民組織與幹部」。
這樣的土地工作會議又再度掀起了更大範圍的暴力狂潮。
晉綏分局率先表明其革命性，9月24日在《晉綏日報》發表了《告農民書》，公開宣布不管是何種地主，包括混進共產黨內、軍隊內的地主，都可以去清算，去鬥。「不管任何一級，從村起到邊區一級的幹部，共產黨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們……該批評的、該鬥爭的、該處分的、該撤職的」，大家要怎樣就怎樣。
劉少奇當即對晉綏分局進行了表揚，於是，晉察冀、晉冀魯豫、東北、冀東區等也爭先恐後發表了告農民書，表態支持貧僱農奪權，鬥基層幹部。
晉綏區又宣布要聯繫歷史並看現實的政治態度和思想表現來劃分階級，這樣一來，地主富農人口一下子暴漲到總人口的25%。短短3個月時間，數以萬計的地主遭到關押、吊打和各種肉刑。
一時間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其中有老人、有兒童、有被打死的、有自殺的、有被掃地出門凍餓而死的、有被關押後病死的，不一而足。興縣死亡1152人；保全縣關押了1.1萬多人，僅病餓而死就有1903人；忻縣關押了2241人，病死603人；長治被打死幾百人。
冀魯豫區對地主實行掃地出門淨光、浮財追光、果實分光的「三光」政策，地主如逃跑則罪加三等，還要將保人殺死，以至於地主家家準備棺材，只要求留個整屍。
當時的殺人手段極其殘忍，涉縣更樂村被處死的12個人，有被捅刺刀的，有用砸核桃的（就是用石頭把人頭顱當場砸碎），還有被開膛破肚的；「更有駭人聽聞的是，有的地方把地主小孩也活埋，有的村把小孩活活摔死」；還有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瓮里的，用灘油從頭上澆下燒死的；黎城土改本已結束，只因聽到傳達說劉少奇講過「地主殺我們一人，我們殺他二十個」，結果當天晚上就把留下來的100多地主全部趕出來殺掉了。
開明士紳也無法倖免，晉綏邊區高等法院院長孫良臣被鬥致死，開明士紳王作相被開膛破肚扔進了黃河，晉綏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劉少白，被押回老家遭數千人批鬥，最後全家被掃地出門；邊區參議員牛友蘭也沒有逃脫被批鬥的命運，還逼迫他的兒子、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蔭冠用鐵絲穿過他的鼻子，牽著遊街示眾。
中共支持貧僱農奪權後，對基層幹部打殺的慘劇更是數不勝數。某區區長被人綁在樹上用樹皮刮他的肉，直刮到骨頭，最後被活活刮死；興縣黑峪口村支部書記劉玉明被農民打死，棄屍黃河；偏關縣被活活打死的幹部有15人，還有21人自殺；五寨四區8個行政村的支部書記，1個被殺，1個自殺，6個被撤職批鬥。
很多黨員幹部被開除黨籍、被處死、被打、被捆、被扣、被關押、被掃地出門。晉察冀被停止黨籍者達數萬人之多；熱河省新惠縣65%的幹部受到不同處理；新東縣被拘押幹部7706人；阜平縣1116人被撤職，1952人被重劃成地主和富農後停止黨籍；陝西葭縣一些村莊不僅幹部家屬，就連貧農、中農的東西都被沒收，烈士家屬被掃地出門。許多人因恐懼而自殺或逃亡。
暴力土改及整黨的叫停
此輪暴力土改和整黨引起了黨內很多人的反感，陳毅親眼所見貧僱農出身者自行選舉成立領導機構的鬧劇，會場上貼有「貧農席」、「僱農席」，「王八蛋席」，那些非貧農也非僱農的人被強迫坐「王八蛋席」。主席團選舉時，選出了一個伙夫、一個馬夫、一個奶媽。
謝覺哉也在日記中寫道：「今忽把成立了若干年，做了若干革命鬥爭的政權不要，以農會或貧農會代之，叫篡政。自己革自己的命」。
軍隊中貧僱農開始進行鬥爭，如陳賡縱隊中的貧僱農出身者對出身富裕家庭的幹部進行財產搜查，一直搜到陳賡本人，陳賡開會怒斥此種做法時，這些人甚至說：「他（陳賡）是地主家庭出身，不能聽他的！」為此，陳賡不得不致電中央，要求中央出面解決。
習仲勛連續給毛提交了兩份報告，1948年1月4日的報告中，他提出必須把老區與新區加以區分，否則必犯嚴重錯誤；幾天之後，習仲勛又提交報告稱，土地工作會議後出現了一些嚴重的現象，共九條，如把中農甚至錯把貧農定成富農進行鬥爭，只要有吃有喝的人，就是鬥爭的對象；還有就是嚴刑拷打，用刑很慘，把馬刀燒紅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也有用香燃油去燒，等等。
1948年2月22日，中共發布了《中央關於在老區半老區進行土地改革工作與整黨工作的指示》。要求不再平分土地，一般也不再組織貧農團。至此，這股波濤洶湧的暴力土改、暴力整黨的狂潮才逐漸被遏止下去。
3月6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指出：問題主要出在中央身上。
結語
1950年8月，劉少奇對蘇聯大使羅申介紹1947年土改情況時說，當時「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分中農，約有25萬人」。當然，這一數字並未包含死於貧僱農奪權中的中共基層黨員幹部。
但對於如此激烈、殘暴的運動，毛澤東1948年4月1日在晉綏幹部會議上卻說晉綏區的土改和整黨工作」是成功的」。4月2日，毛澤東又在《晉綏日報》社與編輯人員談話中稱，晉綏日報「內容豐富，尖銳潑辣，反映了偉大的群眾運動，為群眾講了話，我很願意看它」。而對於晉綏區和《晉綏日報》曾經發生的「左「傾行為卻輕輕帶過。
毛肯定他們的理由是：「對這批土改整黨積極分子不撐腰，那我們就要犯原則錯誤。」
可見，對於一路靠發動運動，殺地主、殺富農、殺中共自己幹部而發展起來的中共，再發動一場運動、再多殺一些人，並不是什麼要緊的事情。保持這種殺人的「革命性」才是至關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