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歡之後，一地雞毛。在國內，這幾乎是一個生活現實。
甚至那些算不上「狂歡」的活動也一樣。多年前，我在上海金茂大廈參加了一整天商務峰會，出席的可說都是業內的精英。不過，在茶歇和午餐時，還是不免有幾分秩序混亂，到午後陸續開始有人離場，又留下滿地狼藉，除了散落在座椅上沒帶走的資料，還有沒喝完的礦泉水瓶。
公平地說，秩序混亂部分也是因為標識不清，喝剩下的水瓶也沒地方放，有些人擱在座椅上，人走後瓶子便滾落下來，又或者原先就放在腳邊的地毯上，隨後被碰翻了也無人去管，但問題是：為什麼不能把自己的瓶子隨身帶走呢？
另一次公益暴走活動，當天據說有676支隊伍的近4000人冒雨參加50公里的暴走，一共籌得790萬元善款來救助兒童。那天陰雨綿綿，幾乎沒有停過，下午雨勢尤其大，冷雨中從早到晚地走，支撐到終點的那少數人的確精神可嘉。
從隊伍名稱來看，參加者大部分都是上海的年輕白領，可說也是高素質人才，樂於參與公益當然更是好事，然而，在公開報導中無人提及的一個事實是：沿路幾乎總能看到人們丟棄的垃圾，有雨衣，有擦完扔掉的毛巾，不少人把沒喝完的礦泉水瓶放在路邊的欄杆上或水泥柱上，一些垃圾桶四周散落著各種雜物，看來它們的主人在隨身攜帶了一路之後，再也不耐煩多花一點力氣將它們塞進垃圾桶了。
這些說起來也不足為怪，不然還能是什麼樣？只是對比日本，這中間的差異實在是太明顯了：在日本的城市裡，基本上是不設置垃圾桶的，每個人都習慣了默默帶走喝過的水瓶等雜物，自己處理；而在我們這裡，即便是在上海，即便已是相對「高素質」的群體，其表現也還是這樣「不拘小節」。
至於那些旅遊景點和戶外徒步路線，你幾乎總能看到滿地亂扔的瓶子和各種包裝紙。也難怪上海迪士尼開園前夕，就有人嘲諷：「我不知道上海迪士尼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但肯定會是世界上最髒的。」
類似的現象，早被無數次討論過，每次都會激起諸如「中國人文明素質」的爭論，然而，爭論歸爭論，似乎整體上大家都覺得這是可恥的，但落實到每個人頭上，卻也不見多少人真為此感到無地自容，以至於這樣的討論反反覆覆講過之後，情況也沒見有何改善。
每次談到最後，總有人會以悲觀的語氣總結說：「要改善，至少得一代人的時間。」而另一些人，則覺得這都算是樂觀的。
這的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去日本的中國遊客，最常有的感慨就是「乾淨」了；日本人那種近乎潔癖的公共行為甚至讓西歐人也為之側目，前些年英國的《每日電訊報》嘲謔說，球賽結束後，英國的足球流氓在座位上留下滿地狼藉，而日本觀眾所坐的區域，甚至比他們來的時候更乾淨。這不是偶然的。
日本的城市早在18世紀就被西方旅行者認為比歐洲城市更乾淨；明治時期致力於文明開化的日本政府又多次下令嚴厲查禁許多自古流傳的習俗，如在公共場所裸身赤腳等等。最終，在日本人的觀念中深深植入一種羞恥感，即自己的不雅習慣會「給您添麻煩了」——而這是他們所要盡力避免的事。
根據埃利亞斯著名的觀點，源於西歐的那種現代的「文明的進程」，最重要的就是培養起一種自我對不文明行為的羞恥意識，最終自覺地遵守這些規則，也就是說，一個受到這種規訓的人，須從「他律」（外部約束）變為「自律」。現代文明的基本特徵，正是奠基於這種高度的自律精神之上的。
現代社會能容忍各種原先看來反社會的行為（不論是塗鴉、同性戀婚姻還是各種邊緣性活動），容忍身體的相對暴露，不像傳統社會那樣要予以嚴厲懲罰，這除了現代制度的彈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正是因為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約束能力大大加強了——例如，看到一個女性穿著比基尼，已經不至於會引起人群騷亂。
或許可以這麼說，中國人之所以難以消除公共場所的不文明現象，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我們缺乏這樣一個「文明的進程」。
近現代中國致力於提升國民素質的運動，無論是19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還是後來新中國的「五講四美三熱愛」，都是國家而非社會力量推動的，加上常常是政治運動式的，以至於人們覺得這是一種外在的要求，只須在一定時期內應付了事，但自己並不因為做不到而感到羞恥或不安。
其結果是：你在中國的公共場合，無論是公園還是機場，經常會看到各種「禁止」某某行為的標語或反覆廣播，而人們似乎一有機會就會不守規則，換言之，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個依賴於他律而非自律的社會。這又給了家長式管理以現成的理由：中國人「不管不行」。
在談論這些「文明素質」的問題時，中國人往往傾向於將之歸結為「缺乏公德心」或「中國資源有限」的問題，但這可能都是關鍵性的誤解。
正因為認定是道德問題，國內的文明教育往往多包含道德說教的意味，而且道德往往顯得無法普遍化為基本準則：畢竟學雷鋒那麼多年，誰敢說每個人都變得和雷鋒一樣了？
這也不是資源是否匱乏的問題，一百多年前，美國人口只及現在的不到三分之一，各方面都是相當豐足的國家，但在當時歐洲人眼裡卻是粗野無文得可怕。當時法國人於萊形容，紐約人在湧上有軌電車時，「他們如此粗暴，就像踢足球」。
當然，即便是在日本，也不是說就完全杜絕了「不文明現象」。
儘管在東京的上野動物園，菸民都會默默地聚在一處專設的吸菸區抽菸，但在大阪的中之島公園，我也見到過隨地扔在那兒的兩個菸蒂；在深夜或清早，行人稀少的路口，也會看到有人闖紅燈；標明禁止停車處的地方，也照樣停滿了自行車；在大阪城公園內，標著禁止自行車駛入，但還是好幾次看到日本人滿不在乎地在那裡騎行；在大阪的地鐵里，女性專用車廂里也坐著男性，還不止一兩個人，似乎他們也並不在意。
一個社會如果徹底消滅自發的「不文明現象」，大概也是令人無法忍受的，那意味著每個人都從小培養起強大的自制力和自律。
中國人在感慨日本人「有禮貌」、「守秩序」的同時，往往又覺得他們「壓抑」、「虛偽」，這其實是一體兩面的事。
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文明」的確本身就是「壓抑」人的，因為那表明一個人能評價自我的行為，而這意味著自我抽離，即像他人一樣來審視自我的行為。
V.S.奈保爾在小說《河灣》中恰如其分地表達了這種想法：在非洲東部，「歐洲到來之前，我們那一帶人從不說謊。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思想高尚，我們不說謊是因為我們從來不評價自己，沒什麼謊好撒的。我們這些人都守本分。歐洲人卻能說一套，做一套。」
從某種程度上說，越文明的人的確越壓抑、越虛偽，因為他自發的行為可能被自我壓制，而又深深意識到自發行為可能與社會規則起衝突。
上海陝西北路車站
沒有欄杆也沒有管理人員，但市民照例自覺排隊
相比起來，當下的中國人（至少在流行文化中）更推崇本我，要不顧一切地展現「真實的自我」，這在許多人看來是一種個人主義高漲的體現，然而，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孩子式的世界觀：以不受約束、未被規訓的自發行為為傲。
這未必是壞事，對過度文明和壓抑的人而言更不失為一副解毒劑：以前我的一個日本同事就說，她更喜歡和中國人一起工作，因為她發現中國人就算加班到深夜，也都還能笑得出來。
不過，作為一個社會，如果其中的人們既對外在的他律不管不顧，又缺乏足夠的自律，那你大概是很難指望他們會默默收拾好自己的東西，不去妨礙他人的，何必呢？在他看來，那都是不必在意的小事。
然而，一個人真正「真實的自我」，說到底正是體現在這些小事上面。中國如果真要逐步經歷「文明的進程」，那恐怕得從每個人意識到亂扔雜物是一件可羞恥的事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