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30日，民主女神像矗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六四檔案圖
今年的6月4日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34周年。就在去年， 中共當局嚴酷的防疫「清零」政策導致「白紙運動」爆發，也標誌著中國新一代人的精神覺醒。那麼這一代年輕人是怎樣了解「六四」事件的？而「六四」真相又對他們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今年5月，作者冰樂（筆名）在海外發表的小說《渴望》中，寫到了一個和「六四」事件有關的情節：「2011年6月4日，是小女孩岳瑩的8歲生日。那天，自小學習京劇表演的她收到了一份特別的禮物：一個密碼被媽媽預設為「198964」的紅色存錢罐。可是，每當岳瑩問起媽媽為什麼要選擇這串數字作存錢罐的密碼時，媽媽的臉上，總會浮現出那個小小的她所不曾見過的複雜神情……。」
「六四」密碼
身為00後的作者冰樂告訴本台，小說中這個情節實際源於她的自身經歷：「真實的經歷就是，家裡每每需要設個無關緊要的密碼時，因為小時候受到過耳濡目染的薰陶，我肯定就會用到這串數字。」
冰樂說，少年時代，爺爺書架上的那套由包尊信先生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就成了她的好朋友。16歲那年，她皈依基督教，並首次從一位長輩那裡聽說了張伯笠牧師的名字（張伯笠是「六四」時被官方通緝的21個學生之一，名列第17）。
一年多後的某天，媽媽忽然叫她去網上看一段視頻。「『孩子，你聽一聽這個。這個叫張伯笠的牧師，他講的這些內容真的好有意思。他還是那個天安門學運的副總指揮。』我一聽就來了興趣。天安門什麼時候又多了這麼一個事？我怎麼都沒在歷史書上了解過？而且終於聽到這位風聞已久的張伯笠牧師了。」
透過那個未被屏蔽掉的信仰公眾號，冰樂聽到了「六四」親歷者張伯笠牧師2001年在台灣的布道演講。「我聽到了那些後，我心中的很多疑慮就一下子解開了。那裡，我也聽到了我熟悉的人名，比如說參與編寫《走向未來叢書》的嚴家祺先生。」
直到那時，尚未成年的冰樂才了解到，原來有一段真實發生的事已經被她的祖國從歷史書上生生地抹去了......。這也促使她後來撰寫了小說《渴望》，並特別「以此獻給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個共和國。」
貼了封條的歷史書
在冰樂的小說中，那個設置了8964密碼的存錢罐，似乎象徵著在中共多年來強力打壓下，「六四」的歷史被扭曲、被塵封、被湮沒。而對於想了解真相的人們，必須用心去尋找「密碼」，才能打開那段被封閉的歷史。不過現實中，這密碼很多時候就在人們身邊，只需要有一顆好奇的心去發現。
成剛（化名）是一名在中國的國際學校高中生。據他介紹，在國內，國際學校的歷史教材都會被審查，有些城市甚至不允許學歷史（AP，Alevel或IB課程）。他所在的學校，學生們的歷史書一開學就被收了上去，一個月後才還給他們。
「我們的書上被貼上了各種各樣的封條。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和我的同學們小心翼翼地將書上的封條撕開。」成剛描述說，「我在看關於中國的內容時看到了一張圖片（一個男人站在坦克前面阻擋坦克），我和我的同學十分震驚。我們開始讀書中的內容，我們發現，原來我們一直被我們的政府蒙在鼓裡，我們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寫到這樣反人類、反人權的暴行。」
這之後，當成剛和同學在教室里聊到「六四」內容並且手裡還拿著撕開封條的書的時候，被走進來的老師看到了。老師生氣地把他和同學送去了校長室，校方對他們施以處分並要求寫檢討。
不過，這並沒有阻止成剛對真相的渴望。最終，他下載了VPN翻牆軟體，並去看了英國廣播公司（BBC）和自由亞洲電台（RFA）的相關新聞紀錄片，從而了解了「六四」事件。他非常不理解，為什麼他去了解歷史的真相卻要受到懲罰？中國政府又為什麼要掩蓋事實？
目前，本台尚無法獨立核實成剛所說的具體情況，但根據中共官方網站和國內媒體報導，中國政府近幾年來對國際學校引進的境外教材管理審查日趨嚴格，國務院及教育部都印發了相關通知。
審查員的失誤
與成剛一樣，來自廣東的95後小明（化名）原本也對「六四」一無所知，家裡的長輩更從未提起過。由於住家離香港很近，他們可以看到香港電視台的新聞，但一有敏感內容，就會被當局用公益廣告覆蓋掉。不過，有一次還是讓小明窺見了漏洞。
「每年五月份，因為那時立法會還沒變天，就有很多泛民主派去質詢行政長官。然後，『長毛』(社民聯的梁國雄）就問曾蔭權，他說你怎麼看『六四』事件後的發展呢？他就把『六四』事件那幾個關鍵的字講出來了。」小明說，「曾蔭權的回答就是迴避嘛，說這些年祖國的發展有目共睹。『長毛』就問，難道經濟發展就可以忽視他們殺人嗎？這個也播出來了。」
小明當晚便問父母，「六四」事件到底是怎麼回事？父親只是模糊地告訴他，解放軍有到天安門去「維持秩序」。從那開始，小明便知道，如果當時沒有審查員的失誤，他是不可能聽到「六四」這個詞的，他的政治立場也不可能由此而徹底發生轉變。
19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軍坦克列陣向人民英雄紀念碑逼近。（六四檔案圖）
欲蓋彌彰的謊言
三十四年來，雖然 中共當局壓制對「六四」事件的討論，並嚴厲封鎖一切可以獲得真相的渠道，但是依然無法阻擋民眾去了解這段歷史。最近，在本台就「年輕人如何知道六四」這一話題徵集的反饋中，記者發現，人們得到相關信息的途徑可謂五花八門。
其中多位中國的年輕人提到，去年6月3日晚，「帶貨一哥」李佳琦在直播間展示坦克冰淇淋蛋糕被當局停播，引發網絡熱議。由此，他們第一次知道了「六四」。
也有讀者說，他是因為歌曲《皇后大道東》在2019年夏天突然被消失，而去看了外媒有關香港反修例風波的報導，並看到裡面提到「六四」事件，從而了解到這段歷史真相。
還有一位00後讀者提到，促使他主動搜索「六四」資料的原因，是因為某天他在B站看遊戲直播時，右上角「擊殺信息」忽然顯示出「動力小子#8964」（開直播模式時，對手暱稱會自動變成角色名+四位數字），結果直播間馬上被封，讓他感到很荒誕。
更有網友說，他上大學時，有位國外教授的zoom視頻講座被安排在6月4日。結果教授先是無法登錄，然後又瘋狂掉線，最後全班都知道了背後原因。
前「六四」學運領袖周鋒鎖說，中共的這些做法正是「欲蓋彌彰」：「如果人們都不關心了，或者都接受這個謊言了，或者外界都遺忘了，那它的確不需要去堵了。現在，就是因為還有人紀念，這個真相還是很活躍地存在，所以他們很積極地封殺。但這個封殺本身，也會導致一些人的好奇。」
1989年6月4日凌晨四點，大學生們在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高唱國際歌。（六四檔案圖）
從「小粉紅」到「反賊」的思想蛻變
了解「六四」真相帶給很多年輕人巨大的思想衝擊，也讓不少人從完全被洗腦的「小粉紅」迅速蛻變成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正常人。中國的高中生邢銘鎮(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自稱「出生在一個四代紅色的環境下」的邢銘鎮在高中時學會翻牆，並註冊了一個推特帳號：「那時我還是一個『粉紅』，看見對中共不好的言論還會罵上去，維護中共，直到一件又一件中共幹過而我從不知道的惡事展現在我面前，其中就包括『六四』。那都是我們最頂尖的人才啊，他們心中充滿希望，他們自己就是希望。他們是否曾想過，這個政權會對自己抱有如此大的敵意?」
面對真相，邢銘鎮感到非常慚愧，這麼晚才知道這樣的悲劇。他同時感嘆，多年來知道真相的人卻這麼少：「學生們、民眾們年輕的生命、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希望等等，中共在『六四』那一天通通毀掉了。沒錯，我已經完全轉變為一個『反賊』，不僅是在網上看到的，而且我在現實生活遭遇許多，雖然只有十幾年，尤其是新冠三年，一次一次給我打擊，磨滅了我對中共的最後幻想。」
邢銘鎮坦言，自己現在能做的唯有儘可能多地傳播真相，將「六四」講述給同學或是比他更小的朋友們。
另一位就讀外國語學校的何鈞（化名）從初中開始就翻牆玩遊戲，順帶玩推特。他還記得，第一次使用推特正好是6月3日，結果鋪天蓋地的爭吵和「六四」內容撲面而來。由於自幼被洗腦，何鈞便自然地加入了「粉紅」大軍，開始和「目田」（網絡語，代替被屏蔽的敏感詞「自由」）派網友展開了近一年的「戰鬥」。
「到後來，登上Youtube看了很多記錄片，包括BBC的、CNN的，還有一些華人Youtuber的講解，慢慢明白了這個好像不像之前理解的那樣。先不說學生在某種程度上有沒有錯，這至少是一個威權政府對學生的鎮壓活動，其中是不理智的，是殘酷的。」
何鈞說，他由此開始關注一些被消失的話題，也就是一些中共的「黑歷史」。過去三年疫情，中國經濟下行，很多事情對他的影響也很大：「印象非常深刻的，比如河南的村鎮銀行、上海封城，甚至去年反對動態清零的運動。在日常中，我從一個完全是歌功頌德的『小粉紅』，變成了一個一定程度上自認為有了思考能力的人。」
進入高中後，何鈞遇到更多有相同認知的夥伴。他們在英語角聊政治，在圖書館閱讀思想家、哲學家們的書籍，而校內牆上、廁所里甚至出現了紀念「六四」的痕跡。何鈞說，他幫助很多同學理性客觀地認識了中國，也見證了疫情期間大家的思想轉變。他對習近平的獨裁專制感到痛心，也為同學們對光明未來的信心所感動。
對於中國年輕人識破當局謊言、認知「六四」的過程，前「六四」學運領袖周鋒鎖說：「在我看來，的確就是這種人性的良善、尋求真理的自然力量是無法抹殺的，特別是在年輕人身上。」
「改變中國」網站主編曹雅學也指出：「這種制度性謊言、政府行為的謊言，它製造起來很強大，因為它擁有所有的權力和機器。但是它一旦不成功，就非常容易讓被騙的人、信息接收者—民眾，對它產生一個徹底的懷疑。」
1989年6月4日凌晨5點學生撤離後，解放軍完全占領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六四檔案圖）
「白紙運動」與「廣場二代」
這些敢於衝破當局「六四」謊言的青年人，在近年也自然投身到了捍衛基本自由與人權的抗爭中。2022年11月下旬，烏魯木齊一場大火引發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反對當局「清零」封控的「白紙運動」。海外許多中國留學生也勇敢站出來表達聲援，其中就有不少是深受「六四」精神感染的青年人，包括「廣場二代」。
身在美國的鄔鶴鳴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親鄔萍暉曾是「六四」學運武漢地區的積極參與者，並為此入獄一年半。不過，直到他長大後，父親才告訴他當年發生的一切。
鄔鶴鳴說：「我記得是在我十八歲生日那天，他告訴我他在六四時候的遭遇。我覺得，我爸是個英雄。」
「白紙運動」中，鄔鶴鳴義無反顧地參與了舊金山的聲援集會。他覺得從個人角度來說，自己有這樣一種責任：「這可能與我父親有一定關係。但哪怕在國外，沒有我這樣背景的年輕人，看到國內的同仁們這樣去抗爭，在警察國家、極權國家下依然冒著生命危險抗議，我們在海外有一種免於恐懼的優勢（Privilege），看到國內的人都已經這麼勇敢出來了，甚至有些人被抓了，但我們在海外一點聲音都沒有，那真的會受到良心的譴責。」
現在美國留學、同樣是「廣場二代」的艾晶晶（化名）去年也在紐約主動參與了聲援「白紙運動」的活動。這其中既有家庭背景的原因，也和她自身經歷有關。她說：「疫情時在國內，我也算是受迫害了吧。當時我也差點跟警察起衝突，距離被逮走也沒多遠了。因為當時我真的是公開反抗了，是在一個火車站的廣場上。」
艾晶晶的父親八九年「六四」時在北京上大學，也曾積極投身學運，幸運的是他並未被抓捕。同時，全家人也都很「反共」，所以她從很小就知道了「六四」。
艾晶晶坦承，「白紙運動」無論從規模上、參與者的思想意識上和民眾的支持度上都遠不能和當年「六四」相比，海外運動效果也很有限，但是她依然認為，年輕人面對中共高壓應該勇敢站出來，做自己該做的事：「既然已經不在中國了，我還怕什麼呀！如果在海外的人都不敢站出來的話，那真的沒人敢說話了。」
「我們都是同一代人」
一位在日本的「白紙運動」參與者「一粒麥」（網名）日前發推文說：「『六四』在我們父輩的心裡活著，就如同『烏魯木齊中路』在我們心中活著一樣。他們的呼喊與掙扎，就是我們的呼喊與掙扎；他們經歷過的希望與喪失，也就是我們經歷的希望和喪失。」
被譽為「中國搖滾之父」的崔健曾說：「只要天安門上還掛著毛像，我們都還是同一代人。」
的確，在反對專制暴政的道路上，當「白紙」一代和「六四」一代在30年多後不期而遇時，他們幾乎沒有太多代溝。一些「六四」學運領袖很自然地也成為了「白紙運動」青年的忘年交和精神導師，自由、民主的火種在這兩代人之間自覺地傳承和接力著。
「六四」紀念日前夕，前文中提到的高中生邢銘鎮特別向當年的「六四」學生們致敬：「你們的行動與願望失敗了，但成功地在歷史上留下一道傷口。人們只會被蒙蔽，不會忘記。現在民主自由的種子在中國大地上又開始發芽，我們會努力。你們不會被忘記。我拾起火把，不管有沒有人追隨，或許我也會倒下，但一定會有更多的人來接續。民主是殺不死的，正義是殺不死的!」
展望未來，本文開頭提到那位小說作者冰樂充滿信心：「不管我們前方的道路是光明的也好，是黑暗的也罷，只有堅持著向前走，才會更容易看見希望！」
因安全原因，本文中的成剛、小明、邢銘鎮、何鈞、艾晶晶皆為化名。他們的聲音也經過技術處理。
（景萱、經緯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