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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主義的巨型水庫大壩工程 —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工程將引發中印之間的爭水戰爭

西藏雅魯藏布江大峽谷©網絡

王維洛:老祖宗留下的自然生態遺產一點都不能丟。

一、兩本書

在討論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工程之前先介紹兩本書:一本是Patrick McCully撰寫的《Silenced River》(麥克考利的《沉默的河流》);一本是Brahma Chellaney撰寫的《Water– Asia´s new Battelground》(切拉尼《水——亞洲的新戰場》)。

麥克考利在三峽大壩工程上馬之前曾說過:三峽工程史達林主義的最後一個工程。但是他沒有看到,在中國有了三峽工程之後還會有其他更大、更加瘋狂的史達林主義工程。切拉尼在書中指出,未來的戰爭不是爭奪石油的戰爭,而是爭奪水資源的戰爭。最可能發生爭水戰爭的地方是在亞洲的水塔——西藏高原。

二、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工程

據中國能源報微信公眾號報導,2020年11月底,中國電力建設集團董事長晏志勇在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成立40周年紀念大會上說,在「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中明確提出「實施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雅魯藏布江流域的水能資源理論蘊藏量近8000萬千瓦。其中,下游的「大拐彎地區」在50公里的直線距離內形成2000公尺的落差,匯集近7000萬千瓦的技術可開發資源,規模超過3個三峽電站(裝機容量2250萬千瓦)。晏志勇稱,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近6000萬千瓦水電開發後,每年可提供近3000億度電力,每年可為西藏自治區帶來人民幣200億元以上的財政收入,並稱這將是一項生態工程、國家安全工程(水資源安全、國土安全等)、民生工程、能源工程和國際合作工程。晏志勇特別強調指出,開發案已經敲定,因為文件中寫得很清楚是「實施」。

2020年12月2日中共駐印度使館發言人嵇蓉參贊就中國將在雅魯藏布江下游進行水電開發有關報導答記者問時稱:中方對跨境河流開發利用一貫秉持負責任的態度,實行開發與保護並舉的政策。任何項目都會經過科學規劃和論證,並充分考慮對下游地區的影響,兼顧上下游的利益。目前雅江下游開發尚處於前期規劃和論證階段,外界沒有必要過分解讀。嵇蓉的這個回答沒有任何信息含量。

中國水電開發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一個從東向西、從漢族居住區向少數民族居住區、從國內河流向國際河流逐步推進。一個工程都是幾起幾落,最初反對意見大,然後反對意見漸漸消聲,什麼科學規劃和論證都是為決策者的注釋,是決策在前,論證在後。

三、墨脫水電站

晏志勇所說的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工程就是在媒體中、在網路上傳播已久、而且不斷更新消息的墨脫水電站。2019年就有報導說:墨脫水電站將在2030年至2035年開建,2045年前建成,作為建國100年的獻禮。

最早提出開發雅魯藏布江下游水能資源的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進入西藏高原的科學綜合考察隊。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科學院地理所的陳傳友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建議在雅魯藏布江下游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陳的方案大致是:在雅魯藏布江幹流上修建水庫,抬高水位,然後打一條16公里長的隧洞引水至支流多雄河,落差達到2300多米,可以開發3級電站。2002年,陳傳友又在《工程科學》上發表文章,再次探討大拐彎建設水電站的問題。陳傳友建議的垻址與現在的方案不同。

2006年8月19日至22日,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蔡其華(後任水利部副部長)率領考察組對毗鄰印度實際控制區邊界的西藏林芝地區墨脫電站背崩鄉廠址進行考察(西南諸河水資源管理和開發規劃歸長江水利委員會)。陪同蔡其華一行考察的有西藏水利廳廳長白瑪旺堆、林芝地區水利局黨委書記洪強、墨脫縣縣委副書記張海波、墨脫縣水利局局長楊鄆等。當時提出的開發規劃大致如下: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段水電站由二級水電站組成,包括一級林芝水電站和二級大拐彎水電站,總裝機約5260萬千瓦(兩級水電站的總裝機相當於2.3個三峽工程,不是3個三峽工程)。這樣的設置主要是考慮到支流尼洋河在大峽谷入口的派區(海拔2900多米)上游約40公里處匯入雅魯藏布江幹流。位於尼洋河畔的藏南重鎮八一鎮(距尼洋河河口20公里,海拔2980米),在軍事上、經濟上、交通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異地搬遷沒有可能,所以二級大拐彎水電站不宜設高壩,而只能設低垻,水庫正常蓄水位不能超過海拔2975米(保證八一鎮不被淹沒)。

一級林芝水電站的垻址位於尼洋河河口上游約60公里處,作為龍頭水電站,垻高150米至200米,或者更高,總庫容和調節庫容待定,但考慮到此段雅魯藏布江地形和水文條件,此水庫肯定要具有年調節性能,庫容不能過小(三峽水庫不具備年調節性能),發電裝機容量360萬千瓦,年平均發電量約150億千瓦時。

二級大拐彎水電站位於尼洋河口下游約20公里的德陽,大壩為低垻,垻高約50米,正常蓄水位以不淹沒八一鎮為標準。水電站利用250公里大拐彎約2200米的天然落差,截彎取直開挖4至6條長約20公里隧洞引水發電。引水隧洞的出口在山南的一條山谷里,利用山谷的自然走勢,設置9座階梯水電站(見圖示)。九個階梯水電站總落差2200米,總裝機約4900萬千瓦。(70台70萬千瓦機組),年發電約3200億千瓦時(考慮每一個水電站的裝機容量均小於三峽工程)。

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還有其他設想,在此不做一一介紹。

四、雅魯藏布江幹流水電開發工程

實際上雅魯藏布江幹流水電的開發並沒有從水能資源最豐富的下游段開始,而是從中游段先動手。在加查峽谷段短短38公里的河流上要建設五座水庫大壩(加查(最大壩高84.5米)、藏木(最大壩高116米)、街需(最大壩高117米)、大古(最大壩高124米)、巴玉(最大壩高145米)),如果再加上下面的三級(冷達、仲達、朗鎮),在不到100公里的河流上建設八座水庫大壩。水庫大壩的密度足以使河流生態系統窒息。藏木水庫大壩已經在2014年11月23日開始發電,2015年10月13日全面運行。加查水庫大壩首台發電機已經在2020年8月11日開始發電。大古水庫大壩現在稱DG水庫大壩,目前正在積極施工之中,預計在2021年投產發電。朗鎮大壩下游就是一級林芝水電站的垻址。

在雅魯藏布江支流上的水電開發則是更早的事情,最早可以追溯到1991年開工建設的羊卓雍湖水電站。

晏志勇說西藏目前水電資源開發程度極低,僅為技術可開發量1%左右,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目前西藏已經是一個水電外輸的省區。至2020年9月27日,西藏已經向外輸送水電突破40億千瓦時。僅雅魯藏布江幹流上的藏木水電站發電機容量51萬千瓦,加查水電站36萬千瓦,大古水電站66萬千瓦,加上果多水電站16.5萬千瓦,蘇窪龍水電站120萬千瓦,就已經遠遠超過技術可開發量的1%。2020年8月21日徐佳成在《我國水電行業面臨問題和後續開發方針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截至2019年底,西藏自治區已在建水電裝機僅占該區技術可開發量的2.6%,裝機總規模約150萬千瓦,徐佳成尚未考慮2020年間完成的發電機容量。

五、實施墨脫水電站的可能性

這裡討論的實施墨脫水電站的可能性,不是實施墨脫水電站的可行性。

與2006年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蔡其華考察墨脫水電站垻址的時機相比,晏志勇所說的實施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工程的可能性是增加了:

第一,政治決策層治國理念的不同。習近平胡錦濤相比,其治國理念更加接近史達林主義,習近平是讀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成長起來的,頭腦中的改天換地的大無畏精神也是來自史達林。習近平上台八年,除了把百萬貪污官員關入監獄外,經濟上沒有什麼大建樹,特別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的雄安新區更是一個笑話。對比前幾代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李鵬有三峽工程,胡錦濤、溫家寶有南水北調工程,習近平也急於干出一兩個驚天動地的大事來;

第二,中國知識分子比先前更加識時務,認清迎合政治決策層比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批判性更為重要,認為個人的名利比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更為重要。當年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有黃萬里、陸欽侃等一大批知識分子,他們勇於發出自己的聲音,爭取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而如今對許章潤蔡霞、方方、耿瀟男等人的處置,已經使獨立知識分子失去發聲的可能,甚至失去生存的可能;

第三,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壓力。目前中國經濟形勢並不樂觀,要實現「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就只能回到加大對基本建設投資的老路上來,用投資來拉動GDP的增長,保證就業。所以水電大開發、長距離調水工程等都是決策者優先考慮的項目。近幾年中國在西部地區的水電開發熱情接近瘋狂,除西藏以外的其他省區的水電資源幾乎開發殆盡,唯一剩下的就是西藏自治區,而西藏自治區的水電資源集中在雅魯藏布江下游;

第四,西藏自治區領導的積極性。晏志勇稱,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站投入運行後,每年可以為西藏帶來200億元以上的財政收入(2019年西藏地方財政收入僅為221.9億元,中央財政補助1901.2億元)。如果按照三峽工程論證的方法,每發一千瓦時的電可以創造12元人民幣的GDP,晏志勇說的每年3000億千瓦時的電量可以創造3.6萬億元人民幣的GDP。就像當年郭開推銷朔天運河工程時對西藏自治區領導說每年可以為西藏帶來2000億元以上的財政收入一樣,這些地方政府的領導、特別是是漢族幹部,一定會對這項工程大力支持;

第五,減排的壓力。中國政府承諾,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於2030年達到峰值,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中國政府一直把建造大型水庫大壩工程作為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主要措施,但是真正在提高能源消費效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做得很少。如果國際上把大深水庫增加的甲烷排放也算入二氧化碳排放量中,中國政府的努力則是白費了。可惜目前還沒有把大深水庫增加的甲烷排放量計算其中,所以中國政府還會抓住開發水電這根稻草;

第六,交通條件的改善。青藏鐵路已經建成,從拉薩延長到林芝站的鐵路,目前正在建設中,預計2022年建成通車。拉薩到林芝站的鐵路,也是川藏鐵路的一部分。川藏鐵路從成都經雅安、康定、昌都、林芝、山南到拉薩,部分區段已經於2014年底開工建設。另外通往墨脫的公路也已經有很大的改善;

第七,高壩技術的成熟。雅魯藏布江幹流水電開發工程要依賴垻高200米甚至更高的大壩,這些地區地震風險很高,地質條件也不好。但是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建造高壩技術超級強國,因為西方已開發國家早已放棄了這項技術。比如大渡河上雙江口大壩垻高312米(一說314米),雅礱江上的錦屛一級大壩高305米,兩河口大壩垻高295米,瀾滄江上的小灣大壩294.5米,金沙江上白鶴灘大壩高285.5米。今後還有更多甚至更高的大壩在西藏高原出現,最後達到垻占西藏高原的目的;

第八,隧道技術的引進和成熟。1997年中國從德國引進隧道掘進機(tunnel boring machine縮寫TBM)用於西康鐵路的秦嶺隧道開掘。利用引進、共同生產、逆向開發和彎道超車,中國已經能夠自己生產隧道掘進機,並大量投入國內外工程的使用,比如從金沙江調水到昆明的滇中調水工程。在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工程必須採用長距離、大規模的隧道技術,長江水利委員會原來計劃也可能更改,引水發電的隧洞可能不是20公里,很可能會更長。

上面講了有利於墨脫水電站實施的條件。下面談談反對墨脫水電站實施的原因。

六、墨脫水電站的風險

實施雅魯藏布江下游水電開發工程的風險很大。

第一,基礎數據不足,特別是雅魯藏布江的水文資料不完善。都說雅魯藏布江在出境處年徑流量達1654億立方米(墨脫縣巴昔卡,圖2中右邊最下方)。這是中國政府承認的中印兩國邊境線。右下方突出的這一塊地區,就是中方所說的藏南地區,但是目前在印度的實際控制下,是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墨脫縣巴昔卡在印度的實際控制區內,在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內。

雅魯藏布江主要水文站分布示意圖©:【劉劍、姚治君、陳傳友:雅魯藏布江徑流變化趨勢及原因分析,載《自然資源學報》第22卷第3期(2007年5月)】

圖2、表1來源:【劉劍、姚治君、陳傳友:雅魯藏布江徑流變化趨勢及原因分析,載《自然資源學報》第22卷第3期(2007年5月)】

雅魯藏布江主要水文站徑流年變化值©:【劉劍、姚治君、陳傳友:雅魯藏布江徑流變化趨勢及原因分析,載《自然資源學報》第22卷第3期(2007年5月)】

如陳傳友等在文章中所表明的,中國境內最後一個主要水文站是奴下,位於尼洋河入雅魯藏布江的河口處,多年平均徑流量605.71億立方米(一說601億立方米,已經包括尼洋河流量),就是加上帕隆藏布與其支流易貢藏布的年徑流量372.2億立方米,多年平均徑流量一共不到1000億立方米,而雅魯藏布江在出境處年徑流量達1654億立方米,兩者相差600多億立方米。

中國的科學家誰都不敢涉及這個問題,因為這關係到國家領土主權問題,是一個天大的政治問題。2018年6月27日習近平在會見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Jim Mattis)時明確表示,「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丟」。但是涉及到墨脫水電站工程這個具體問題時,這又是一個無論如何繞不過去的技術問題。發電廠到底安置在什麼地方?到底按多少徑流量來進行設計?沒有習近平這座一尊發話,中國的科學家,就象晏志勇一樣,只敢說雅魯藏布江在出境處年徑流量達1654億立方米。但是按照這個數據進行規劃,工程上是必錯無疑。從工程上來說,必須在垻址處、在中印實際控制線處新設水文站,實測和收集水文數據,十幾年或者更長時間之後才有可靠的水文數據基礎;

第二,地震、地質災害風險。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地區是強烈地震高發區。最近的一次大地震發生在2017年11月18日,地點是林芝市米林縣,震級為6.9級,震源深度約為10公里。1950年8月15日,墨脫/察隅發生一次8.6級大地震。地震發生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南迦巴瓦峰東側東喜馬拉雅構造結雅魯藏布江斷層帶的墨脫斷裂上,這是中國有儀器紀錄以來所紀錄到的震級最大的地震,也是已知由聚合板塊邊緣碰撞所引起的地震規模最大的地震(參見維基百科1950年阿薩姆-西藏地震)。墨脫地震最大地震強度可能達到12度,地震波及整個西藏及南亞多個國家和地區,附近的西藏墨脫縣、察隅縣和印度阿薩姆邦都受到了嚴重破壞,在中國境內造成了約4000人死亡,在印度境內的死亡人數也達到了1526人。該次地震所引起的山崩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地震山崩。中國媒體沒有公開報答,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正在建設中的武都大壩產生13處貫穿性裂縫。震後經修補,大壩投入使用。2020年長江5號洪水和嘉陵江2號洪水淹沒重慶部分市區,緊急轉移26萬市民。造成長江5號洪水和嘉陵江2號洪水的一個原因就是四川的震損水庫在遭遇暴雨情況下的緊急泄洪,特別是武都大壩。

最近的一次大滑坡、堰塞湖發生在2018年10月17日凌晨,林芝市米林縣派鎮加拉村附近雅魯藏布江峽谷發生山體滑坡,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隨即啟動林芝加拉村雅魯藏布江地質災害Ⅰ級應急響應。堰塞湖最大滯水量超過5.5億立方米,蓄水高達超過30米,受災居民超過6千人,受影響居民超過1萬人。幾天之後,10月29日10時11分許,又有滑坡體滑入江中形成堰塞湖,造成第二次堵江。

滑坡體位於奴下水文站下游約70公里處,距墨脫縣城約175公里。這裡距離二級大拐彎大壩垻址下游不遠處。根據劉傳正、呂傑堂等的《雅魯藏布江色東普溝崩滑-碎屑流堵江災害初步研究》,依據調查訪問和歷史衛星影像解譯,雅魯藏布江則隆弄冰川、色東普冰川活動引發的崩塌滑坡碎屑流堵江事件已多次發生:

1950年,墨脫震級8.6級大地震引發則隆弄冰川躍動,沖入雅魯藏布江;

1968年,則隆弄冰川活動引發兩次直白溝冰崩土石流事件,堵江後造成水位壅高;

1984年以前發生過大規模堵江事件,後從左側自然漫頂過流;

2014年,色東普冰崩造成大規模堵江事件,堰塞垻不斷累積,後從左側自然漫頂過流。

以及2018年10月和11月的兩次滑坡和兩次堵江。

如果實施墨脫水電站後再次發生這樣的大滑坡和堰塞湖災害,無論是在大壩下游還是大壩上游,都將是災難性的。但是決策者無法確定,這樣的災害在將來不會再發生。

第三,氣候變化風險。自然資源部地災防治中心首席科學家殷躍平指出,氣候變化是西藏高原山體滑坡多發的誘因之一,在2018年林芝米林的山體滑坡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殷躍平表示,經專家組鑑定,米林滑坡的重要原因在於冰崩,冰崩體帶著冰丘一直堆到江邊,把雅魯藏布江阻斷。由於氣候持續變暖,青藏高原暖濕化加劇,雪山雪線也隨之後退,冰川或者冰湖後退,意味著冰雪更多地消融,也意味著有更多的冰磧物累積、更多凍土溶解。這樣一來,高原河谷的崩滑事件勢必增多。殷躍平說,中國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所發布的科考成果,也印證了青藏高原暖濕化加劇這一誘因。近50年來,青藏高原升溫率超過全球同期平均升溫率的兩倍,青藏高原及其相鄰地區冰川面積退縮達15%,高原多年凍土減少16%。冰川雪山的退縮消失,在短期內會增加源自青藏高原河流的水量的增加,中長期來看,那是毀滅性的,河流的水量會大幅度減少,趨向枯竭,引起下游嚴重乾旱,甚至是地理環境整體改變。

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戴定忠在《長江三峽工程生態與環境及泥沙問題淺析》的講演中指出,三峽水庫投入運行後,庫區自然生態狀況發生變化,比如2006年度庫區平均降水量為877.6毫米,較常偏少244.6毫米;庫區平均氣溫18.8度,較常年偏高1度,高溫日達40天至60,重慶大部分地區極端氣溫達38度至40度,破歷史最高紀錄等等。墨脫水電站工程的建設,必然會增加大峽谷地區的平均氣溫,加速雅魯藏布江兩岸冰川、雪山的融化。

此外,來自印度洋的暖濕氣流通過雅魯藏布江峽谷進入喜馬拉雅山北側的雅魯藏布江流域,包括拉薩、日喀則、林芝、山南等地,使得這裡還有相當多的降水。當墨脫水電站的幾百米高大壩矗立起來之後,大壩阻擋了暖濕氣流向大壩上游地區的推進,大壩上游地區的降水會明顯減少。葛優在《不見不散》的電影中描述了牟其中的一個夢想,在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缺口,讓印度洋的暖濕氣流進來,使得西藏變為塞北江南。建造墨脫水電站的作用,正好是用大壩把雅魯藏布江大峽谷、喜馬拉雅山的這個自然缺口人為地封堵起來,增大西藏地區沙化的風險。

最後,雅魯藏布江的江水被大壩阻擋,然後進入引水隧洞去推動水輪機。那麼大壩下游的河道怎麼辦?成為乾涸的河道?若要保證河道里有足夠的水流,就必須有一部分水不進入引水隧洞,不能直接用於發電。這樣就必須會減少發電裝機容量,減少年發電量。但是這些問題在蔡其華、晏志勇的計劃中並沒有考慮到。

第四,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是全球抬升最快的地區,這裡有從高山冰雪帶到低河谷熱帶季雨林等9個垂直自然帶,集合了最豐富的動植物、微生物資源,它是世界上山地垂直自然帶最齊全豐富的地方,也是全球氣候變化的縮影之地。大峽谷有維管束植物3768種,鳥類232種,昆蟲1500種,還擁有大量大型真菌、兩棲爬行動物、哺乳類動物、鏽菌等等,可以說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是地球上物種的寶庫。中國著名的生態環境保護家楊勇在中外對話論壇上發表題為《雅魯藏布江水電開發面臨的挑戰》的文章,指出雅魯藏布江及其支流的水電項目恐將威脅其本就脆弱的生態環境。楊勇寫道:「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是20世紀最重要的地理大發現,它被稱為基因多樣性的寶庫、水汽輸運機,還蘊藏著豐富的水能。但我在考察大峽谷的過程中發現,壯麗的峽谷自然環境不容樂觀。這裡的地質構造還很年輕,地質活動依然活躍,再加上生態脆弱,開發工作面臨巨大挑戰。人類活動會在此引發災難性的連鎖反應,可能導致生態系統無法恢復。」按照目前已知的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水電開發計劃,其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遠遠超過三峽工程、超過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正如茅于軾先生在批評三峽工程決策時所指出的那樣,為什麼不見論證它壽命結束時的狀況和後果?目前核電站在全世界前途不妙,為什麼,就是因為其退役後這塊土地永遠不可使用了。再比如三峽的景觀,現在看來它的價值不及發電,但再過幾十年呢?也許到那時幾十億度電很容易獲得,也許電已為其他能源替代,可三峽不會再有,失去的就永遠失去了。判別的標準是有時代性。茅于軾先生這樣的思考也適用於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水電開發工程。

在秦嶺別墅案的處理中,顯示了習近平對秦嶺生態環境價值的重視,對秦嶺生物資源保護的重視。雅魯藏布江大峽谷的生態環境價值,雅魯藏布江大峽谷的生物資源絕對不會在秦嶺之下。習近平說,「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丟」。那麼老祖宗留下的自然生態遺產也是一點都不能丟。

第五,水資源用途的矛盾。許多讀者一定還記得,就在2017年、2018年,王浩等六位院士在全國大力推廣水資源最優配置的「紅旗河工程」。據說紅旗河工程是水資源綜合利用與開發工程,有發電、灌溉、旅遊、防洪與航運、國土利用等綜合效益,可以根本扭轉中國西部地區缺水局面,一舉解決影響中國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資源瓶頸問題、能源安全問題、糧食安全問題、以及就業穩定問題等。完工後有可能開發出8億畝沙漠土地,可以再造半個中國。僅此一項,完全有可能提前若干年把我國的GDP上升到100萬億級別台階以上。這個紅旗河工程調水的初始點與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水電開發計劃中的二級大拐彎水電站的位置重疊。試問:雅魯藏布江大峽谷的流水是用於發電呢還是用於解決西部地區的缺水問題?到底是聽王浩等六位院士的還是聽晏志勇的?

第六,籌集資金的困難和用電需求的不足。徐佳成在《我國水電行業面臨問題和後續開發方針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近15年以來,大型水電站單位千瓦裝機投資增長了1倍,比如雅礱江上的兩河口水電站的單位千瓦投資高達22152元,遠遠高於官方公布的三峽工程的單位千瓦投資額。按照單位千瓦投資2萬元和晏志勇所說的6000萬千瓦發電裝機容量計算,工程投資額將高達1.2萬億元,是6個三峽工程的投資額。中共政府在民眾不知情的情況下,依靠徵收三峽工程建設基金來承擔了三峽工程的造價,民眾沒有得到一分錢的投資回報。中共政府又通過繼續徵收重大水利工程基金來解決三峽工程遺留的移民和生態環境問題。三峽工程之所以能夠「掙錢」,是因為它不用支付利息和還本,它的投資是民眾「無償貢獻」的。那麼墨脫水電站工程的巨額資金哪裡來?中共政府還能再割一次韭菜嗎?

自從2011年以來,中國水電產能過剩的問題越來越顯露出來,四川和雲南兩省的水電站棄水現象特別嚴重,大渡河水電站棄水率高達50%。果多水電站投產後就無人問津所產生的電力,隨即出現投資虧本的現象。將來誰來消耗墨脫水電站產生的巨大電力?晏志勇說這是國際合作工程,意思是指墨脫水電站的一大部分電力將出口到國外。從中共出口到東協的電力來看,其價格遠遠低於國內的電價。就是說用中國百姓的錢來補助電力出口。這樣水電開發工程有意義嗎?

第七,藏人的反對。在這裡向讀者推薦蘭州大學韓雪梅的《論藏區習慣法對環境的保護及其特點——兼論青海地方環境保護法制對藏區習慣法的借鑑》一文。韓雪梅指出:藏族人全民信教,藏傳佛教在藏區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佛教中的行善、惜生、因果輪迴的觀念對藏區人民的生活方式、人生價值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佛教認為眾生平等,萬物都具有成佛的根據和可能性,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因此,人只是生物體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沒有「人是萬物之主」的觀念,能平等對待一切生命。

在西藏人的心中,雅魯藏布江大峽谷是神居住的地方。雅魯藏布江是藏人的母親河,是西藏文化的搖籃。韓雪梅說:在藏族原始宗教苯教中,敬畏自然生態觀的「神聖」觀念對藏人的影響最深。藏族人認為青藏高原是一塊「聖地」,「神聖」的神山神湖是本民族的祖先和保護神。出於對這塊「神聖之地」的崇敬規定了各種各樣的禁忌規範人的行為。如對神山的禁忌有:不能在神山上挖掘和採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樹或者將神山上的任何物種帶回家去;對神湖的禁忌有:不能將污穢之物扔到湖(泉、河)里;不能在湖(泉)邊堆髒物和大小便;不能捕撈水中動物(魚、青蛙等)。違反這些禁忌就會不可避免地受到神的懲戒,帶來災難。藏族人對神山神水的禁忌「已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社會規範或公約,也是一種心理上的堅定信念。」

藏人認為人只是生物體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沒有「人是萬物之主」的觀念。這與古代漢人對自然、天地人的理解是一樣的。老子《道德經》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道以它自身為法則。人、地、天、道、自然的地位次序是十分明確的。

前面提到西藏自治區的第一座水電站羊卓雍湖水電站,當年班禪大師就堅決反對西藏水電開發,擔憂水電開發會對西藏氣候以及高原生態帶來的負面變化。班禪大師在世,中共政府只好暫時擱置了這個計劃。。班禪大師一圓寂,李鵬把羊卓雍水電工程項目作為生日禮物送給西藏自治區政府,接著武警水電縱隊作為施工隊伍進入了西藏。

2004年9月位於四川省雅安市漢源縣和涼山彝族自治州甘洛縣境內(交界)處大渡河上的瀑布溝水電站發生數萬居民阻撓工程建設的群體事件,最後中共政府動用軍隊進行鎮壓。參與抗爭的民眾中有許多藏人和彝人。

目前在四川、雲南、四川等地建設水庫大壩工程,移民涉及許多藏人,但是工程一般不錄用藏人移民參與工程建設,擔憂藏人會破壞工程設施。

所以,藏人絕對不會支持墨脫水電站工程的建設。

第八,戰爭的風險。源自西藏高源的雅魯藏布江是一條國際河流,流出西藏進入印度境內之後被稱為布拉馬普特拉河(在藏南地區又稱SIANG河),從印度流入孟加拉國稱賈木納河,最後流入印度洋。

很多中國民眾不知道,2000年中印兩國差一點進入戰爭,原因是堰塞湖的潰壩和雙方信息的不互通。2000年4月9日,中國波密縣境內雅魯藏布江的支流易貢藏布江峽谷周邊的山體突發滑坡,超過3億立方米的滑坡體從海拔5500多米的山體上崩塌下來,在易貢藏布江峽谷內形成了一個長3000多米,寬1500米,最高處達90米的巨型大壩,垻後形成一個巨大的堰塞湖。兩個月後的6月份,堰塞湖的湖面面積已達34平方公里,蓄水量超過30億立方米。6月10日晚上7點,滑坡體形成的大壩體承受不住不斷上漲湖水的壓力,發生潰壩。潰壩洪水形成了高達100多米的水牆,一路下瀉。潰壩洪水流入印度實際控制區內,使SIANG河的水位上升30餘米,超過50萬人的房屋被沖毀,損失十分慘重。由於中國沒有報導易貢堰塞湖潰壩,中國政府也沒有通報印度政府。印度媒體以為是西藏地區某一人工大壩的潰垮而造成的洪水。一時印度國內群情激憤,反對中國的呼聲高起,兩國邊境部隊為此進入警戒狀態,差一點觸發戰爭的按鈕。經歷這次洪災之後,印度方面十分關注中國在雅魯藏布江上修建水庫大壩一事。

其實印度政府一直以來也計劃在布拉馬普特拉河上建造水庫大壩,其中最大的一個大壩工程位於藏南地區SIANG河上游、發電裝機量為1100萬千瓦的水電站,其規模僅次於中國的三峽工程和巴西的依泰普工程(指21世紀初的情況)。該工程是印度國家25年建設計劃內的重點工程,當時可行性研究的勘察和調查正在進行,環境影響報告也將完成。SIANG河的中游和下游也計劃各建一座水庫大壩,但規模比上游大壩略小。據印度報紙和國際河流網絡報導,印度方面從2003年12月就已經開始進行第一階段工作,清理施工現場。水壩的高度,將只考慮是否會淹沒阿魯納恰爾邦內的國家重點文物,包括TUTING僧院和迪漢-迪邦河生物圈保護區。這個工程規劃受到拖延,原因是當地居民和環保組織的堅決反對。

對於印度政府的這些水電開發計劃,中國政府表示堅決的反對,因為水庫的蓄水將增加西藏墨脫地區和雅魯藏布江峽谷的洪水風險,並對墨脫水電站的規劃設計產生不良和不可估計的影響。當時一些中國民眾也是群情激憤,有人呼籲中國政府摧毀這些大壩工程,如果印度政府將大壩工程付諸實施的話。

鄭州大學閆昭寧在《中印水資源之爭對兩國關係的影響——以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為例》一文中指出:中國和印度是兩大崛起中的亞洲國家,兩國對水資源需求量的持續增長與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密切相關。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是中國和印度兩個國家之間的跨界河流,因對其有限水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對該跨界河流的開發利用,從而引發兩國之間水資源紛爭問題。閆昭寧認為,水資源的紛爭涉及兩國間的政治互信及領土爭端,跨境水資源問題由此演變為水政治問題。

《水:亞洲的新戰場》的作者切拉尼是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戰略研究所的教授,他認為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水電霸主,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修建的水壩比中國更多,並且中國修建的水壩數量要比其他國家修建的總和還要多。由於中國國內河流修建的水壩已經飽和,中國越來越傾向於在其流向鄰國的國際河流上修建水壩。而且中國在水資源利用和水壩修建方面越來越習慣於採取單邊主義做法,在修建水壩工程時,不樂意事前與鄰國商討新水壩的修建會對他們造成何種影響。中國政府有意避開水資源方面任何有法律約束力的承諾,並且拒絕解決鄰國的疑慮。最後切拉尼指出,在多年否認計劃在亞洲主要河流之一布拉馬普特拉河上修建大型水壩的計劃後,中國最近宣布即將開工(筆者註:當時指藏木大壩)。布拉馬普特拉河是印度和孟加拉國的最大水源,任何河水改道對兩國來說都將是災難性的。布拉馬普特拉河為印度阿魯納恰爾邦提供水源,而這個地方恰好又是中印最大的領土爭端所在地。如果中國的水壩建造計劃通過,那麼就很可能引發安全局勢緊張和水資源的政治化。所以切拉尼在書中指出,未來的戰爭不是爭奪石油的戰爭,而是爭奪水資源的戰爭。最可能發生爭水戰爭的地方是在亞洲的水塔——西藏高原。

無論是中國學者閆昭寧還是印度學者切拉尼都認為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河的跨境水資源問題將演變為水政治問題。如果兩國政治家缺乏智慧,那麼如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所說: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Der Krieg ist eine bloß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mit anderen Mitte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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